第二节（第5/18页）

我头一次到小铺时，捷连科夫正忙于招待顾客，他朝通向大房间的门对我点点头，我走进房间，在昏暗中看见屋角里跪着一个小老头，模样很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他还在虔诚地祈祷。看见这个小老头，我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抵触的感觉。

我听人家说，捷连科夫是民粹派。在我的观念中，民粹派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当信上帝的。我觉得这位向上帝祈祷的小老头在这个房间里是多余人。

祈祷完了之后，他仔细地抚平自己的头发和白胡子，端详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而您是谁呢？原来是您？我还以为是个乔装的大学生哩。”

“大学生为什么要乔装呢？”我问道。

“是呀，为什么要乔装呢？”老头小声应和道，“其实随便您怎样乔装，上帝都会认出来的。”

他走进了厨房，我则在窗口边坐下来，沉思着，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瞧，他就是这样子！”

厨房门框边站着一位穿白衣裳的姑娘，浅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而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含笑的蓝眼睛，她那模样儿很像是粗劣彩色画上的天使。

“您干吗吃惊呢？难道我是那么可怕吗？”她用尖细发颤的声音说道，手扶着墙壁，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走过来，好像她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在悬空的、摇摆不定的缆索上。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颤抖着，好像脚底下扎进了许多针刺似的，墙壁又烫着她那浮肿的手，手指头则奇怪地僵硬得不能动弹。

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面前，心里感到极端狼狈和揪心的怜悯。在这个阴暗的房子里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

姑娘在椅子上坐下来时是如此小心谨慎，好像害怕椅子会从她的身下飞走。她天真无邪地告诉我，她开始行走只有四五天，这之前几乎有三个月都躺在床上，手和脚都瘫痪了。

“这是——神经麻痹症。”她微笑着说。

我记得，当时我很想听到她的病状有另一种解释，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又住在这样奇怪的房间里，只说她是神经麻痹症——这也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一切东西都胆怯地紧偎着墙壁，而在圣像前的一角却过于明亮地点燃着一盏神吊灯，神吊灯的铜链子的影子，无端地在大饭桌的白桌布上爬动着。

“人家对我谈过许多有关您的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的声音很尖细，听来像是小孩子说话。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目光打量着我。在她的蓝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穿透一切的东西。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有默默地望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252、达尔文253、加里波第254的画像。

一个跟我同样年纪的小青年从小铺里走出来，淡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无礼的眼睛，跑进厨房去时，沙哑地喊了一声：

“你怎么爬出来了呢，玛丽娅？”

“这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在产科学校学习，可现在病了。您干吗不说话呢？您感到拘束吗？”

安德烈·捷连科夫走了进来，他把那只残疾的手塞进腰里，用另一只手默默地抚弄着妹妹的柔软的头发，把头发弄得很乱，然后问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后来又来了一位火红色卷发的姑娘，身材匀称，有一双发绿的眼睛，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便拉着白衣姑娘的手说：

“看够了，玛丽娅！”

她把她带走了。

一个姑娘叫这种成熟女人的名字，不大合适，太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