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五、传教女（第3/4页）

老妇下意识地捂住脸，浪子泪汪汪地哭了起来，隔壁也传来了啜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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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拭罢泪，继续说道：

“同在东京，怎么竟然不知道呢。我和爸爸一同到附近的荞面馆，打听了景况。据说，爸爸沦落到上野之后，四处流浪；做过习字先生，闹过病，如今落在从前的仆人之家，那人在驹込区一个角落开了个小小的花铺，爸爸就这样每日地拉车。高兴、悲伤、羞愧，一齐涌上心头，话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父亲谆谆告诫后便分别了。

“夜已很深。回去一看，婆母一副久等的样子，大发雷霆，阴沉着脸，这不是太冷酷了吗？她说得好像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我放心大胆地公开讲了父亲的事。可她哪怕有半点同情也好，竟以为是难听的什么丑闻……太叫人委屈，太冷酷，这一次我怎么也受不住，再也不想在这个家，恨不得立刻到爸爸的身边去。婆母入睡之后，我悄悄地穿上衣服，在小儿子睡觉的枕边写起遗书。小儿也许是在做梦，睡着睡着，伸出右手说：‘妈妈，我不叫你走！’那一天，我去小石川时把他留在家，也许做了这样的梦。我吃惊地望着他的睡脸儿，简直像从丈夫的脸上描下来的。笔落了，我哭了起来。不知是怎么想起的，小时候从妈妈的枕边低语里听过些婆媳间的故事，那些故事忽地浮上心头。我改变了主意：啊，只要我一个人忍着点儿，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你看，无聊吧？”

凝神倾听的浪子已经答不出话来，只抬起了泪眼。老妇啜了一口几妈新泡的茶，又接着话头说：

“以后，反正是给婆婆赔了情。因为，没有那么一笔接来爸爸的赡养费。我便把手头绝密的体己物（不太多）卖掉。可这也维持不了多久，便托丈夫的一位好友斡旋。听说一个外国公使夫人好胜，要学日本琴，我便对婆母左说右劝，每月去教几次琴，唉，总算使爸爸轻松了些。在教琴的过程中，我和那位夫人处出了感情。她是个罕见的善良的人。她时常操着半通不通的日语和我天南海北地闲聊。‘请您读读吧！’她给了我一本书。那是一本当时最早译成日文的《马太传》，是第一本介绍过来的圣经。我大致浏览了一下，觉得写的净是些奇谈怪论，就扔下不看了。

“后来，第二年春，婆母突然中风。本来是个刚愎的人，忽然变成了个孩子，非常害怕孤独，喊道：‘阿清，阿清！’我坐在她身旁，边赶苍蝇边看她酣睡的面孔，心想：可真的，人已经这样，哪怕一次，我怎么能怀恨在心呢？如果可能，让她再有一次健康吧！可是，我尽一切努力，也是医药罔效。“婆婆去世后不久，丈夫回国了。临到收留爸爸的时候，也许由于放下心来的缘故，爸爸突然病倒，不出两三天，他竟真真地长眠了。他说：‘本以为终生不能再会的女儿重逢了，又温存地照料了我，再也没有比我更有善报的了。’然而我连愿望的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至今，每当回忆起爸爸，还无时无刻不在想起，让他复活吧！我会尽一切力量使他欢快的。

“后来，丈夫逐渐出息了，儿子也长大，我已经很快活。只有一宗叫我担心，那就是丈夫狂饮的毛病（军人多半如此）。还有，如今也不例外，可当时情况更特殊，就是男子行为不轨。像我丈夫这些人到过欧洲，有那种事还算有点说得过去，可也是丢脸的事呀！我十分操心呢。我拐弯抹角地对他提出意见，唉，他却嬉皮笑脸地不理睬。

“不知不觉打起了十年战争。我丈夫（已经是近卫军大校）也参加了。接着儿子患猩红热，啊，要日夜服侍左右。那是四月十八日的夜里，儿子病体稍愈，睡了。我叫女仆们也都睡去，在儿子枕旁就着灯光做一点针线，后来昏昏沉沉，神志不清。只觉忽地进来一个人，坐在儿子的枕边。是谁呢？我一看，唉，是我丈夫。还穿着军装，血迹斑斑，面色苍白，我不由得被脚步声惊醒，四周一瞧，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油灯忽闪闪地亮着，儿子睡得正熟。我浑身大汗，心里怦怦地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