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制片人（第8/8页）

我们看到“斯拉夫斯卡”在狱中的最后几幅画面：窝在角落里乖乖地织毛线；给费琴科太太写信，满纸沾泪，说她们如今就是亲姐妹，因为她二人的丈夫都被布尔什维克掳走了；哀求让她使用口红；在一位脸色苍白的俄国年轻修女怀中啜泣祈祷，修女来此是为了告诉她，自己曾做了一梦，说明戈卢布科夫将军是清白的；吵着要那本还扣在警方手里的《新约》——扣着的主要原因是不让专家顺利地开始破译写在《约翰福音》书页边上的某些密码。二战爆发后的某个时期，她得了一种不明不白的内科病症。一个夏日早晨，三名德国军官到监狱医院要求见她，当即被告知她已经去世——这可能是事实。

人们不免疑惑，是不是她丈夫通过某种途径设法让她得知了他的行踪，要么是他觉得对她不闻不问更为安全。他往何处去了，这可怜的迷路的人？可能性的明镜不能代替窥见真情的小孔。也许他在德国找到了安身之所，在贝德克尔青年间谍训练学校里谋得了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小职位。也许他回到了他曾赤手空拳攻城掠地的那片大地。也许他没有回去。也许他的顶头上司把他召去，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种略带外国腔而又特别平静的语调对他说：“我的朋友，我们恐怕再用不着你了。”——正当那个X转身要走时，普朋迈斯特(7) 博士纤细的食指按下了安装在他并不起眼的书桌边上的按钮，一个陷阱在X脚下张开大口，他跌下去摔死了（他知道得太多了），或是正好掉进楼下那对老夫妇的起居室里，摔碎了他的肘关节。

不管怎样，电影演完了。你帮女伴穿上大衣，加入由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组成的人潮，缓缓朝出口移动。安全门打开，没想到门外已是黑夜，人流在附近渐渐稀散。如果你像我一样，为了不迷失方向而选择原路返回，你就会再次经过那些两小时前还似乎相当诱人的海报。穿着半波兰式制服的俄国骑兵从他的小马背上弯腰捞起脚穿红靴的浪漫情人，她的黑发从羊羔皮帽中翻滚出来。凯旋门与圆顶昏暗的克里姆林宫并肩而立。戴着单片眼镜的外国间谍从戈卢布科夫将军手中接过一捆秘密文件……快点，孩子们，让我们离开此地，走进清醒的夜里，走进在熟悉的人行道上漫步的宁静里，走进由长着雀斑的好男孩和同志情谊的精神所构成的坚实世界里。欢迎回到现实！经过那些廉价的刺激之后，这支货真价实的香烟该多么让人提神。看看，走在我们前头的那位衣着整洁的瘦削男子，也把一支“醒目”牌香烟在他那个旧皮烟盒上顿了几顿，然后点着了它。

(1) 　Feodor chaliapin（1873—1938），著名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

(2) 　原文为“a Belle Dame with a good deal of Merci”，戏仿英国诗人济慈《无情的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一诗，该诗咏叹骑士为妖女所惑，丧失斗志。后世又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画作。

(3) 　西鲁克兹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莫茨街在柏林，伏吉拉尔街在巴黎，分别代表当年许多俄国人的流亡路线。

(4) 　德语，小酒馆 。

(5) 　即英国的名牌香烟“绞盘牌”，英文是“Capstan”（卡普斯坦），这位将军念出来是“Kapsten”。

(6) 　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7) 　原文Puppenmeister，有“木偶大师”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