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摧毁的暴君（第8/11页）

十二

我刚刚接待了又一位来访者：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他显然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下：双手皮肤紧绷，手背光滑，不停地发抖，一滴混浊的老泪打湿了他粉色的内眼睑。面容苍白，各种表情，从蠢笨的微笑到痛苦的皱纹，都很不自然。他用我借给他的笔在一张纸片上写出一串数字，原来是很重要的年、月、日：那一天——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是这个统治者的生日。他提起笔，凝视着我，好像不敢继续写下去，又好像是用这个犹豫的表情来强调他即将使出的小把戏。我点了点头，以示鼓励，催他快写，于是他写下了另一个日期，比前面写下的日子早了九个月，在下面划了两道线。他张开嘴巴，好像要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但没笑出来，突然两手掩面。“赶快，说正题啊。”我说道，摇摇这个无动于衷的演员的肩膀。他很快回过神来，翻翻衣袋，递给我一张厚厚的、发硬的照片。多年过去了，照片蒙上了一层透明的奶白色。上面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年轻人，身穿军装，尖顶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他摆出一副不自然的轻松模样，一只手按在椅背上。在他身后能看见楼梯栏杆和传统的照相背景。我把客人和照片上的人来回看了几眼，确信客人的相貌和照片上没有阴影、脸蛋扁平的士兵（留着浓密的八字胡，理了一个寸头，这样前额看上去比较小）之间没有相似之处，可实际上照片上的士兵和客人就是同一个人。照片上的他约摸二十岁，照片本身应该有五十多年历史了，要填补其中的空白很容易，老生常谈地讲个三流生活的故事，故事的印记可以从这类人的脸上读出来（这种解读带着令人痛苦的优越感，偶尔有失公正）：捡破烂的老头，公共花园的护理人，穿着老式军服的苦难残疾人。我正要追问他保守这样一个秘密是何感觉，他是如何承受这可怕的父亲身份带来的压力，又是怎样不断地看见、听见他的后代公开露面——但这时我注意到迷宫般无解的壁纸图样从他身后显现出来，我伸手挽留客人，但步履蹒跚的老人慢慢消失了，走时带起寒气，冷冷地发抖。

然而他依然存在，这位父亲（要么一直活到最近），幸亏他命大，没有认下和他暂时同床共寝的女人是谁，否则的话，天知道我们大家要遭什么样的罪。不敢说出来，也许更敏感，那不幸的家伙拿不准谁是他的生身父亲，因为那女佣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结果很可能是世界上有好几个像他这样的人，不知疲倦地数着日子，不知算错了多少数字，记错了多少依稀的往事，卑鄙地梦想着从过去的阴影中榨取好处，害怕立刻出现的惩罚（因为某个错误，或一句不慎之言，或爆出了过于难听的真相），又在内心深处感到骄傲（毕竟，他才是统治者！），最后在计算和推测之中失去理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十三

时光流逝，这期间我陷在荒唐的、难以忍受的幻想之中。事实上，我很震惊，因为我知道了很多值得我肯定的果敢甚至冒险的行动，我也一点不怕暗杀图谋落在我身上的危险后果。相反，我虽然一点也不清楚要采取的行动将如何发生，但我能清晰地想象出随即而来的打斗——有人如飓风一般抓住我，我就像木偶一般在那些贪婪的手里扭来扭去，衣服撕得咔嚓作响，眼睛打肿了，头晕目眩，最后（如果我还能从这样的打斗中活下来的话）被狱卒铁腕紧扣，投入大牢，快速审判，严刑拷打，送上断头台，这就是陪伴我的异乎寻常的极度快乐。我不期望我的同胞们会马上意识到他们得到了解放，我甚至可以允许这个政权纯粹出于惯性而变得更加残暴。我算不上为人民而死的国家英雄，我只是为我自己而死，为了我自己的那个善与真的世界——善良与真理，如今在我心里，在我身外，都扭曲变形，受到亵渎了。如果善良与真理对他们和对我一样珍贵，那敢情更好；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祖国需要的是和我不一样的人，我就甘心承认自己的无用，但仍会履行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