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部大厦塔尖（第4/6页）

在你对那年夏天的雅致描写中，用了大量的点缀修辞，但有一件我们经常忘记的事情你倒是本能地时时记得，那就是那年二月以后，国家就处在“临时政府(8) 的统治之下”。你非要卡佳和我密切地关注每一个革命事件，也就是说，你叫我二人进行着神秘的政治对话（这方面的描述长达十来页）——但我向你保证，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那样的对话。首先，我要是带着你借给我的正义感来谈俄罗斯的命运，我会觉得别扭；第二，卡佳和我彼此太投入，不会关心革命的。我只须说一句，革命留给我最真切的印象只是一件小事情：有一天，在圣彼得堡的百万大街上，一辆卡车满载着一车快活的暴徒，做了个笨拙却又精准的转向，为的是故意压扁一只路过的猫。压过去后，它就展展地躺在那儿，就像一块熨得极其平整的黑毯子（只有尾巴还能看出是猫的一部分——它笔直地挺立着，末端我以为还在摆动）。那一时刻，我突然领悟到某种高深莫测的意义。不过后来有一次，我又在一个田园般的西班牙乡村看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压扁了一只完全一样的猫，我心里就不再纠结那隐秘的意义了。另一方面，你夸大了我的诗歌才能，到了言过其实的地步，你还把我变成了一个预言家，因为只有预言家才能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天谈论列宁死后的绿色脑浆，或者谈论苏维埃俄国知识分子“秘密”移居国外的事。

不，那年秋天和冬天我们谈论的是别的事情。当时我非常痛苦。我们的浪漫爱情正在遭受极其糟糕的事情。你给了一个简单解释：“奥尔加开始意识到自己追求的是肉欲，而非激情，而列昂尼德则正相反。他们危险的拥吻让她兴奋，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她内心深处，还总有一块没有化开的疙瘩”——如此等等。你此处下笔仍然是一样的粗俗，自以为是。你对我们的爱情作何理解呢？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故意回避直接对它进行讨论。但是现在，如果不怕受你风格的影响，我不妨比较详细地描述一下它的热烈和潜藏的悲哀。是的，是有那么一个夏天，处处树叶沙沙作响，我俩骑着自行车沿着园中所有的蜿蜒小径莽莽撞撞地跑，要看看从不同的方向谁最先骑到那个环岛处，那里的红沙地上留下了我们坚硬轮胎的印迹，像扭动的蛇一般。那是在俄国的最后一个夏天，每一个活生生的日常细节冲着我们声嘶力竭地尖叫：“我是真的！我是现在！”只要这充满阳光的快活心情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住，我们的爱情固有的悲哀就仅仅是迷恋不曾存在的过去而已。可是当卡佳和我重回彼得堡时，问题就出现了，留给我们的只有痛苦。那时彼得堡已经下了不止一场雪，街上的木板行道上盖了一层微黄色的东西——雪和马粪的混合物——没有这东西，我就描绘不出俄国的城市。

我现在能看见她了，穿着那件黑色海豹皮大衣，拿着个扁平的大暖手笼，穿着灰色的毛边靴，走在一条很滑的人行道上，两条细长的腿如踩着高跷一般。要么是穿着深色的高领连衣裙，坐在一张蓝色的矮沙发上，哭得太久之后，在脸上厚厚地补了妆。我每天傍晚步行到她家，半夜后返回，这时，在大理石般的夜色中，在星光灰白的寒冷天空下，我能认出一路上那些地标——总是一样的彼得堡高大建筑，传奇年代的孤独大厦，装点了夜里的荒凉，和所有的美一样，与行人若即若离。它看不见你，它在沉思，它无精打采，它的心思在别处。我总是自言自语，对着命运说，对着卡佳说，对着星星说，对着城堡的圆柱说。巨大的城堡心不在焉地耸立着，悄无声息。昏暗的街上传来零星的交火枪声，我无意间就会想到自己有可能被流弹击中，倒地而死，横卧在昏暗的积雪上，穿着雍容华贵的皮草外衣，圆顶高帽歪在一边，周围是古米廖夫或曼德尔施塔姆(9) 新诗集的白色平装本。这些书是我倒地时掉出来的，现在散落在雪地上，纸页几乎看不出来了。我这么想时还颇有一丝快感。要么有可能边走边哭边呻吟，自己劝自己说，是我自己不爱卡佳了，这么想时就赶紧绞尽脑汁回忆她的种种不好：虚伪，自以为是，空虚无聊，贴块掩饰粉刺的俏皮贴，没必要说法语的时候说法语，法语的小舌音发不地道，还时不时故意冒出来；她还有个顽固透顶的毛病，喜欢有爵位的蹩脚诗人；还有，每当我逼着她告诉我前一天傍晚她是和谁一起度过的，她就发脾气，两眼神情呆滞，这种事已经发生上百次了。我绞尽脑汁，寻思掂量，结果痛苦地发现我的爱，尽管承载着所有她的不好，却越发坚定，越陷越深，就算是肌肉似铁的役马来拉，也拽不出泥坑。下一个傍晚到来时，我又要通过街头水手把关的身份检查站（要查验各种文件才能允许我接近卡佳的心灵边缘，也只能到这一步，再往她心灵里走一步，文件就失效了），又要去盯着卡佳看。我先开口可怜巴巴地说几句后，她就变成个僵硬的大玩偶，突起的眼皮垂下，答话也像个瓷娃娃一般生硬。有一次，在一个值得记住的晚上，我要她给我一个老老实实的最后答复，她干脆一言不发，躺在长沙发上不起来，一动不动，镜子一般的眼睛里反射着蜡烛的火苗。在那段动乱的时期，蜡烛代替了电灯。我从头至尾听完她的沉默，站起来走了。三天后，我打发我的男仆给她送去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我要是不能再见她哪怕一面，我就自杀。于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照着红红的太阳，踩着嘎吱作响的雪，我们在邮局大街上会面。我默默地吻了她的手，然后整整一刻钟的时间里，没有一句话打破我们的沉默。我们走来走去，不远处，就在近卫骑兵大道的街头，站着一个模样极其可敬的男人，戴顶俄国羔皮帽，抽着烟，装作没事人一般。就在她和我默默地走来走去的时候，过去了一个小男孩，拉着一辆人力雪橇，上面铺着一条四边破破烂烂的毯子。站在街口的那个男人还在抽烟，这时候排水管里突然传来一阵嘎嘎声，接着吐出一块冰来。就在我们刚才见面的同一个地点，我像刚见面一样默默地吻了她的手，随后那只手永远溜回它的皮暖手笼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