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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约翰·济慈曾经对他一位名叫贝利的朋友写过一段话：“我什么都无法确信，我只相信真爱的神圣、想象的真实。想象攫取的美丽，必定是真实的。不管它过去是否存在。”

中国诗人吴侨之，大流亡三百年前死于最后一次中日战争，他也理解了，并记录在了通信志中：“诗是现实的疯狂产婆。它们所见的，不是现实之物，也不是可能之物，而是必将实现之物。”后来，他死前的那周，他把最后的磁碟交给了他的情人，吴侨之说：“词语是真理弹药带的唯一子弹。而诗人就是狙击手。”

瞧，起初有了词语。人类宇宙慢慢编织，词语便被赋予了血肉。唯有诗人能扩张宇宙，发现通向新真理的捷径，就像霍金驱动器在爱因斯坦时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过。

作为诗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要成为人类的化身；接手诗人的衣钵，就是要携带圣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类圣母的分娩阵痛。

成为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成为上帝。

我试图把这想法解释给天国之门上的朋友听。“尿，屎，”我说，“屁眼直娘贼，天打雷劈屎天打雷劈。屄。嘘嘘屄。天打雷劈！”

他们摇了摇脑袋，笑笑，走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伟大诗人的行为方式。

黄褐云下起酸雨，打在我身上。我涉过齐腿的烂泥，清扫着城市下水道中的榨血草。第二年，老泥巴死了，当时我们正忙着工程，要把第一大街运河开拓至中池泥滩。发生了一起事故。他当时正爬在一个黏滑的沙丘上，想要拯救一朵硫黄玫瑰，不让它被滚滚前进的灌浆机毁掉，然后发生了淤泥震。随后不久，戚蒂结了婚。虽然她仍旧兼任着窑妇，但是我见到她的时间越来越少。绿海啸卷走泥滩市之后不久，她就难产而死了。而我则继续写诗。

也许你会问，只有右脑半球的九个词语，华丽的诗文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答案是：我根本就不用词语。诗仅次于词语。本来它就是在叙述真理。我处理“物自身”，暗影背后的物质，编撰强大的概念、明喻、内在联系，就像工程师盖楼一样：先构造出晶须合金骨架，然后玻璃、塑料、彩铝才会出现。

慢慢地，那些词语回家了。脑子开始重训重组，那进行得相当完美，真是不可思议。左半球丢失之物在别处安了家，在损坏区域重新夺回了首席位置，就像拓荒者回到了被火烧火燎的草原，而草原却被火烧得更肥沃了。以前一个简单的词，比如“盐”，会让我期期艾艾、气喘吁吁，我的脑袋会在虚无中深挖一气，就像舌头舔向没牙的牙床一样，而现在，词语和词组慢慢涌了回来，它们仿佛被遗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现了。白天，我在污泥场劳作，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灯咝咝的照射下，撰写我的《诗篇》。马克·吐温曾以他一贯的方式发表过意见：“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它们的区别，就是闪电和闪电虫的区别。”他是在逗趣，但这并不全面。那段时间，在天国之门上我开始撰写我的《诗篇》，我发现，找到正确的词语，相比接受几乎正确的词语，两者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被闪电击中，一个单单是观看闪电表演。

于是我的《诗篇》开始了，成长了。我把诗写在循环利用的榨血草纤维制成的薄纸上，那是他们成吨成吨地生产出来作为草纸用的；我用廉价的标签笔潦草地写着，那笔是在公司内部的商店里买的。《诗篇》初具规模。随着词语回归，就像三维拼图的碎片各就其位一样，我发现我还需要一个形式。我回忆起巴尔萨泽君的教学，试了试弥尔顿的叙事长诗一般韵律感十足的华贵。信心回来了，我又加入了拜伦那罗曼蒂克的感性，同时加入了济慈对语言的称颂。我把所有的这些都搅了进去，还掺了少量叶芝那才华横溢的犬儒主义，加了一撮庞德的晦涩、故弄玄虚的傲慢。我把它们剁碎，切丁，加入了另一些佐料，比如艾略特游刃有余的比喻，玳兰·托马斯的位置感，德尔莫·施瓦茨的末日感，斯蒂夫·藤恩的恐怖笔调，萨姆德·布列维的清白宣告，丹东对绕弯子般的韵律结构的喜爱，吴侨之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埃德蒙·吉菲里拉的玩世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