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回到过去 第十二章(第7/16页)

1960年,肯尼迪还是个参议员,杰克·埃平还不存在。只有乔治·安伯森存在,一个留着短发、穿着汗湿的衬衫、领带已经拉下来的男人。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男人。那么,上来吧。你怕鬼吗?你怎么会呢?罪行还没有发生。

但上面有鬼。可能鬼不是在新奥尔良的弹药库街,而是在这儿?噢,是的。只是我没必要面对他们。因为我进入教科书仓库大楼,跟冒险进入德里倒下的烟囱一样。奥斯瓦尔德在实施暗杀之前一个月左右会找到堆书的工作,我在那时候再行动可能会把时间卡得太紧。不,我打算按照阿尔在笔记结尾部分草拟的计划行事,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的结论”的那一部分。

尽管阿尔对他的孤独枪手理论很肯定,但阿尔错误地遵循着一个很小、但统计上很重要的可能性。在他的笔记里,他称之为“不确定的窗户”。

就像六楼的窗户。

他打算在1963年4月10日,肯尼迪造访达拉斯之前半年多时,永久地关上那扇窗户。我想这个主意有意义。可能在四月份晚些时候,更可能是10日的晚上——还等什么呢——我会杀了玛丽娜的丈夫,琼的爸爸,就跟我杀弗兰克·邓宁一样。而且不再内疚。要是你看见一只蜘蛛从地上匆匆地爬向婴儿床,你可能会犹豫。你甚至会考虑把它装进瓶子,放回院子里,让它继续它的小生命。不过,你要是确定这只蜘蛛有毒呢?黑寡妇?要是那样的话,你不会犹豫。如果你心智正常。

你会伸出脚,将它踩得粉碎。

9

对于1960年8月到1963年4月这段时间,我有自己的计划。等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会盯着他,但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因为蝴蝶效应我承受不起。我不知道英语里是否还有比“事件之链”更愚蠢的暗喻。链条(我想,不是那种我们在幼儿园里都学着做过的彩纸带链条)很坚固。我们用链条把发动机组从卡车里拉出来,我们用链条缚住危险犯罪分子的手脚。这不再是我理解的现实。事件很脆弱,我告诉你,它们就是纸牌屋,逼近奥斯瓦尔德——更不要说试图警告他放弃他还没有产生的犯罪设想——无异于放弃我仅有的优势。蝴蝶会张开翅膀,奥斯瓦尔德事件的进展也会改变。

首先可能是细小的改变,但就像布鲁斯·史普林斯汀[101]的歌里唱到的,姑娘,小事有一天会变成大事。这些变化可能是好的,可能会拯救现在是马萨诸塞州年轻参议员的肯尼迪。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历史很执拗。1962年,按照阿尔潦草的笔记,肯尼迪会去休斯敦莱斯大学,做一场关于登月的演讲。露天会堂,没有防弹讲台,阿尔写道。

休斯敦距离达拉斯不足三百英里。要是奥斯瓦尔德打算在那儿射杀总统怎么办?

或者假如奥斯瓦尔德正如他所声称的,是个替罪羊呢?要是他被我吓到,离开达拉斯,又回到新奥尔良,肯尼迪死在疯狂的黑手党手中或者中情局的阴谋之下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勇气穿过兔子洞回去,让一切重来一遍?再次拯救邓宁一家?再次拯救卡罗琳·波林?为了这个任务,我已经耗了近两年。我是否愿意再投入五年,而结果同样捉摸不定?

最好不必追究。

最好能够确定。

在从新奥尔良来得克萨斯的路上,我已经决定,监视奥斯瓦尔德而不惊动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当他在达拉斯的姐妹城市沃斯堡时,我在达拉斯住下。而当他把家搬到达拉斯时,我再转移到沃斯堡。这个想法很简单,却行不通。在初次凝视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并强烈地感觉到它——就像尼采所说的深渊[102]——也在凝视着我之后的几个星期后,我意识到这一点。

那个总统选举年的八月和九月,我开着森利纳在达拉斯闲逛,寻找公寓(这里没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我经常得停下来问路)。没有一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