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离开军队的诱惑（第4/7页）

范登伯格将军担任少尉、中尉的时间共达 12 年。他于 1923 年 6 月 12 日任少尉军官，至 1935 年 8 月 1 日才晋升上尉。又过了 5 年，他才获得了暂时性的少校军衔。

怀特将军则比较幸运。他在 1920 年 7 月 2 日自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任步兵少尉军官，当天就晋升为中尉。虽然他的情形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官晋升缓慢的现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但他感到自我陶醉的时间很短，1922 年 12 月 22 日他就被降回少尉军衔，一直到了 1925 年 8 月 24 日，他才再度晋升中尉。接下来，他熬了 10 年才在 1935 年 8 月 1 日再度晋升上尉，他担任少尉、中尉的时间总计长达 15 年以上。

或许特文宁将军的例子最为突出。他于 1917 年 6 月进入陆军军官学校，他就读的班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晋升比较快。他在 1918 年 11 月毕业并任步兵少尉军官，1920 年 1 月 1 日晋升为中尉军官，接下来，一直等到 1935 年 4 月 20 日才晋升上尉，他担任少尉、中尉的时间总计长达 17 年。

由以上情形可以看出，这几位美国航空部队的第一批领导人的晋升过程是多么缓慢。他们的耐性与责任感非常值得称道，因为他们在那段晋升缓慢的岁月中选择留在军队，而没有追求民间待遇较高的工作机会。

诚如上文所提，阿诺德曾经考虑离开航空部队，到刚成立的泛美航空公司担任总裁。但是当他因为坚持支持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而被降调至莱利堡（Fort Riley）时，终于决定“打消辞职的念头，不去担任刚成立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总裁。我不能在航空部队遭到攻击时辞职”。

泛美航空公司在成立之初也曾邀请斯帕茨担任公司的副总裁。我问他，当时他为什么能抗拒这个诱惑。他回答道：“除了我很喜欢航空部队外，很难找到别的理由。当时我们努力设法想发展航空兵力。我们进到通信队这个最早的航空单位的人，都认为军事航空部队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我们对这支部队将成为主要的防卫兵力有信心，因此决定留下来。现在情况不同了，你们在未来的好几年内，会有很大的军事需求，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中，这个情形都不会有所改变。”

我问李梅将军，为何他会一直留在军中。他回答道：“我在军中的晋升状况很正常。后来我面对要留下来或去飞民航机的抉择。经过慎重思考，我最后决定留下来，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我喜欢我的同事，他们是我接触过的最棒的一群人。他们都很有进取心，也都是不折不扣的绅士。

“当时的军官可以大大方方地走进银行，在一张票据上签了名字，存进银行，然后就可以开立支票，根本不需要有连署人，只要金额能与薪水配合即可。此点令我印象深刻。当然，这是我们之前的陆军军官以他们正直与诚实的形象为我们争取到的待遇。我对此事印象深刻，也因此决定投身军旅，虽然我非常了解当时军人的待遇并不好。我从未后悔作这个决定。当然，后来我在军中的成就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我的军中生活非常充实。我觉得我一方面对国家有所贡献，一方面又过得很满足。我从未后悔当时所作的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中许多资深军官都曾在战争期间获得快速晋升，但此点并不足以弥补 20 世纪 20 年代与 30 年代晋升迟缓所造成的缺憾。然而，在“一战”与“二战”期间离开军队的军官，大部分并非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了军官，甚至最高层将领的提早退伍。柯林斯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我常在想，假如身为参谋长，无法发自内心地支持总统或国防部长所作的预算决定或其他政策，那他该怎么办？我想，碰到这种情形，他依法有权可在必要时越过国防部长直接向总统反映。我认为，为了忠于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参谋长应支持总统的计划，除非在遭遇危机时，他认为国家安全会因此出现问题，他才应该坚持己见。在这种情形下，他应要求辞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没多久，我在一次三军政策讨论会中，觉得有必要告诉当时的陆军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我无法接受陆军现役师的数量受到进一步裁减的构想。当时我已经到了几乎要辞职的地步。假如不是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我可能会被撤换或被迫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