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第3/4页）

他们的小屋坐落在聂米加河畔，门上钉着一块铜牌：“医学博士所罗门·阿罗诺维奇·古尔维奇”。尽管爸爸不过是个普通的地段医生，而且根本不是医学博士，可是也没有把铜牌取下来，因为这是爷爷送的，还是他亲手钉在门上的呢。他的儿子成了个有文化的人啦，现在必须让明斯克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才钉上这么块铜牌。

门旁还挂着一个门铃的拉手，若要门铃叮当响，就得一个劲儿老拉。索妮娅的全部童年，不论是白天黑夜，寒冬酷暑，都响彻着这惊惶不安的铃声。不管是什么天气，爸爸都提着诊疗箱步行，因为雇马车太贵了。等他回到家里，就轻声讲着结核啦，喉炎和疟疾啦，奶奶总是给他斟上一杯樱桃酒。

他们是个非常和睦的大家庭——自己的孩子们、侄儿侄女们、奶奶、妈妈的一个未出嫁的姐姐，还有一位远亲。所以家里没有任何人能独自占一张床，每张床都得睡上三个人。

索妮娅上了大学，还穿着用姐姐们的旧衣服改的灰衣裳，领口紧紧的，把躯体包得牢牢实实，像盔甲似的不透气。很长一段时期她并没有感到穿旧衣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不参加舞会，老是上阅览室；如果买得到楼座的票，那就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去看戏。直到她发现邻座那个戴眼镜的男同学有意和她在同一个时间到阅览室去碰面的时候，她才注意到自己的服饰成问题。这已经是一年以后，夏天的事了。他俩在高尔基公园度过了终生难忘的惟一的傍晚。五天以后，这位男同学送给她一本勃洛克的薄薄的诗集，就主动参军上了前线。

是啊，索妮娅就是上了大学，也穿着用姐姐的旧衣服改的衣裳，又长又沉，像盔甲似的……

其实她也没能穿多久，总共才一年。以后就换上军装。靴子还是大两号的。

在部队里几乎没有人认识她。她是个不声不响、勤勉可靠的人，而且由于偶然的机缘才调到高射机枪部队来的。因为战线深入内地，成为保卫战，翻译人员过剩，而高射机枪部队缺乏女战士。她和冉卡·科梅丽珂娃是在那次空战以后一同调来的。故而，惟有准尉一人才分辨得出她的声音：

“像是古尔维奇叫喊了一声？……”

全体侧耳倾听：山岭上空一片寂静，惟有轻风低拂。

“没有，”丽达说。“是你那么觉得吧。”

那个遥远而微弱、仿佛叹息似的呼喊声再也听不见了，但是瓦斯科夫仍旧紧张地捕捉着它。他的神情逐渐严峻起来。这一声古怪的呼喊仿佛深深印在他的心上，仿佛至今还在耳边鸣响。费多特·叶夫格拉费奇的心顿时凉了，他已经猜想到这一声呼喊意味着什么。他木呆呆地瞧了瞧周围，连声音都变了：

“科梅丽珂娃，跟我来。其余的人在这儿等待。”

瓦斯科夫影子般地向前滑行，冉卡气喘吁吁地好不容易才跟上他。当然啰，费多特·叶夫格拉费奇是轻装，而她——背着步枪，而且穿的还是裙子，跑起来总不方便。但是，冉卡只能努力不发出一点声响，其它的也顾不得了。

准尉却全身心地紧张起来，是那一声呼喊使他为此紧张。那几乎是无声的、惟一的一声呼喊是他突然捕捉到的，他一听到这声音，马上就明白了。这种呼喊，他已听过多次，伴随着这种呼喊，一切都消逝了，一切都溶化了，因此它那么尖锐刺耳。这种呼喊在你内心深处震响，使你再也忘不了这最后的呼喊。它仿佛是一团冰冷刺骨的东西，让你冷得颤抖，心口作痛。因而此刻军运指挥员才那么急急忙忙朝前奔跑。

也正因此他站住了，仿佛撞了墙，突然站住了。正在飞奔的冉卡，一时收不住脚步，步枪猛地撞在他肩上。可是他连头也不回，只管蹲了下来，一只手按在地上——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