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第9/13页）

在当时的年代，帝国主义革命等同于内战，将帝国内部的叛乱转变为合法外部冲突，是美国反叛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47]从内部冲突变成外部冲突，因此，所涉及的规则和制裁标准，就由国家内部法律变成了战争法和国际法。例如，在1812年，当何塞·玛利亚·科斯（José María Cos）因新西班牙的叛乱而面临来自王室的指控时，她“通过强调新西班牙和西班牙合法的平等性，以及将两者的关系置于国际法和战争法的约束中，就把一场发生在兄弟和同胞之间的战争转化成了一场独立战争”。后来，在1816年，阿根廷的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也发出类似的抗议：“我们的敌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将我们视为造反者，而如果我们宣布自己是附庸国，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话，没有人会帮助我们。”这与托马斯·潘恩40年前的论述几乎完全一样。[48]

在这些所有的冲突中，独立——从瓦特尔所积极支持的意义上来说，即争取不受外界力量干预的自治——其实只是解决帝国危机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在多数情况下，它不是第一选择，但经常是最后一种选择。美国殖民地人民选择了它，从南到北，他们为了主权而斗争。在北半球的数个国家，它们从帝国到独立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如墨西哥和巴西，是从帝国到另一个帝国）的转变中，从没有顺利而不受阻碍。一部分原因是，主权的法律和政治来源是广泛多样的。与其说主权是司法确定性的来源，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激烈争论点，因为在北美殖民地，帝国，而非国家，才是共同体的形态，正是在这个共同体中，爆发了所谓的“革命时代”的内战。与罗马所发生的一样，正是在内部分裂与瓦解之时，政治共同体的界限和同盟之间的争议，变得格外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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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可以展现革命与内战互相隐含的特点，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一场带有内战的革命。历史学家们精确地将法国发生的现代革命的具体年份定为1789年。这是因为，他们解释道，“革命的概念被革命化了”。它的创新之处在于，这一年“法国人想到了一条激进的与过去决裂之路，通过人们有意识的行动，一个全新的时刻开启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和转变，将会无限地影响未来”。[49]在1789年以前，革命通常被视为无法避免的自然的杰作，就如预先设定好的星象运行周期，又如永恒且不断会发生的人类行为。[50]在霍布斯关于英国内战的谈话中，有一个形象，是个大怪物，它很精辟地总结了1649—1660年英国的大事件：“我观察到这场革命有一个圆形的轨迹，最高权力从上一代国王（查理一世）到他的儿子（查理二世），传到两个篡位夺权的父子（奥利弗·克伦威尔和理查德·克伦威尔）手上。”这是一场反复的革命，而不是颠覆的革命。[51]

自1789年之后，革命由复数变成了单数。革命由之前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且不受人们控制的，变成了自觉的、有计划的和可以重复发生的行为。革命从偶然事件变成了人类的有意为之。在共同的大胆想象中，革命不可逆转地变得政治化，主要包括（并不限于）权力和主权分配的根本变化。在1789年之后几年中，革命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权威，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暴力就是合法的。将这些特点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1789年写成的现代政治蓝本”。这份蓝本被设计出来，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内战退出历史中心舞台，而让新的演员粉墨登场。[52]

这些元素一起赋予了革命一个新的内涵，即革命是一个可以重新塑造世界的过程。罗马历史叙述中把内战作为冲动的、反复发生的事件。与之对比，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观念，反映了18世纪晚期一个更大的新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带领革命远离重复发生的历史预期。[53] “每一场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写道，“特别是法国大革命，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是历史的新起点。”按照这种逻辑，每一场革命的独特性都说明了它的普遍性，这是一个悖论。[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