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明内战（第6/9页）

对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来说，在公元前5世纪初，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位君主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似乎一定程度上洗雪了立国之耻。在没有暴力流血的情况下，罗马的王政时代被推翻，血腥的城市重新建成为共和国（res publica），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人民的事务，或者是说所有公民享有的共同财富。[38]罗马即将成为李维所说的“和平与战争中的自由国家”，一个“服从于法律而不是男人”的政治社会。只有当公民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时，公民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取决于共和国本身的自由。[39]

自由和法治的罗马共和国可能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还远远谈不上和平与安宁。例如，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那些出身卑微的平民，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平等，与那些古老血统的贵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被称为“平民与贵族的斗争”（Conflict of the Orders）。[40]后来的现代世界正是继承了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社会和阶级冲突的关键名词，即“阶级”（classis）“贵族”“平民”以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那些通过生产来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人或者说“无产者”（proles）。这些都是罗马生活中的艺术术语，许久之后，这些术语在其他语言中出现，尤其是通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著作得以传播。这位研究19世纪社会内部冲突的专家，曾是一位古典历史的学者，对罗马政治动乱史有特别的研究。[41]

罗马贵族控制了街头黑帮，并且可以从他们的附属邦和门客那里私募民兵。自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之死开始，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充满了可怕的杀戮。公元前133年，出于政治目的，一群愤怒的暴徒杀害了300名格拉古的支持者，并为了羞辱格拉古而将其尸体扔进台伯河。在公元2世纪早期，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哀叹道：“自反对君主制以来，据说这是罗马内乱第一次以流血及公民的牺牲而告终。”这可能是第一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公元前121年，提比略的弟弟、保民官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被杀死，他遭到了斩首，他的头骨被灌满了熔融的铅，他的无头尸体也被扔进了河里。[42]

所有这些谋杀都是“民事”行为，因为均是发生在个体公民身上，没有一起可以被称为“战争”。只有事后来看，罗马历史学家才能将这些事件归结为全面内战的征兆，预示了后来所发生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流血事件，即一个世纪后，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被暗杀，以及在那之后的一年里，西塞罗被处死。在公元2世纪，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约95—约165）用希腊语写下了过去5个多世纪的罗马历史，以下是其中的摘录：

在罗马，平民和元老院经常因法案的通过和债务的取消而意见不一，或者在选举以及土地分配问题上产生矛盾，但是从未爆发过内部暴乱事件……没有人会将刀剑带入议会，也没有哪个罗马人被罗马人杀害，直到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因提交了改革法案而被刺死，他成了罗马内乱牺牲的第一人。

在阿庇安用希腊语写成的这部史书中，关于这场内乱——他所使用的词是“党争”（stasis），依然不是“内战”（civil war）。[43]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回顾阿庇安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一方面看到了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的内部冲突与希腊内乱的区别，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罗马早期的原始暴力。最初，在公共场所是可以拔剑的；这标志着门槛的跨越，公民之间的和平遭到破坏。但这依然是人际威胁，个体威胁个体，并不涉及集体行动，也没有破坏罗马法律在公民生活和军事纪律之间实现的微妙平衡。阿庇安认为，内战是野心和不公导致的，会削弱共和国，直到更大的冲突将罗马分裂：“共和国发生了公开起义，大批军队以暴力反抗他们的祖国……如果一方先占领了罗马，另一方名义上是对他们的敌人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是对他们的祖国发动战争：他们攻击自己的祖国，将它当作一座敌人的城市。”这不是某种仇恨的再现，而是一件令人恐惧的新事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人民对人民的战争，因此，最终出现了内战。[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