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松山之役黑暗中的倾诉（第8/16页）

请不要误会了我的眼泪。廖志弘说。我不是为自己哭，也不是为常娟，我是为我们第一次入缅的远征军哭。还记得闻一多先生在我们投考军校时对我们的期望吗？他说希望我们这些有知识的青年能够改造旧军队，为中国建造一支现代的新式军队。这样的军队有责任感、荣誉感，有牺牲精神，有Humanitarianism(人道主义)，因为军队是拿枪的团体，没有Humanitarianism，无异于一支土匪武装。可是我们第一次入缅的远征军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英国人、缅甸人不信任我们，把远征军当掩护他们逃跑的挡箭牌，长官部史迪威将军不听蒋委员长的，下面的军长师长又不听史迪威将军的，令出多门，将帅异心。远征军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没错；士兵们奋勇杀敌、勇于牺牲，没错。但你知道我随远征军踏出国门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吗？护送一支为我们师长走私鸦片和玉石的骡马队伍！这样的师长怎么指望他能带兵打仗？远征军败走野人山，从我们的师长想着去缅甸经商做生意时起，就埋下伏笔了。

野人山没有野人，只有忠魂野鬼。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在战场上也好啊！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走野人山？长官部的老爷们避战，畏战，草率，贪生。日本鬼子占领了腊戍，截断了我们归国的退路，那里不过只有一个大队的日军，可我们的将领们缺乏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气概，宁愿去和大自然赌一把，也不愿和日本人战斗。我们还有成建制的师，成建制的团，大家手里拿的又不是烧火棍！我们也可以避走印度，像孙立人将军带领的新38师那样。但杜长官（杜聿明）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史迪威将军，他宁愿把我们交给饥饿和死亡。谁拥有了军权，军队就是谁的，这样一支还带有封建色彩的军队，跟以武士道精神为军魂的日本鬼子作战，怎能不败？

常娟本来在团部当少尉政工宣传员，但部队打散后，她就自愿要求去医疗队。我要她随团部一起走，存活下来的几率高一些。但她说有那样多的伤员需要照料，我们这些手脚健全的人，岂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只好离开师部，跟她一起走。大溃败的部队哪里还有什么章法规矩？我们的学长穆旦本来随第五军军部一起走的，可你看他也差点没饿死在野人山。我们随医疗队走了不到半个月后，再没有了食物，没有了药品，没有了绷带，医生护士们最后只能把伤兵们集中在一处茅屋，或者某棵大树下，让他们等待当日本人的俘虏。但那些伤兵们说，军医官，放一把火吧，我们死也不当小鬼子的俘虏……常娟被伤兵们叫作“战场之花”，放火前，她……她就把几个护士召集拢来，为伤兵们唱最后的歌谣。让他们听着她的歌声，看着她的美，走向自己的天堂。她们流着眼泪唱，伤兵们流着眼泪听。《松花江上》《马路天使》《渔光曲》……“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撒渔网，迎面吹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在这样的歌声中，我就是那个去点火的人啊……从几个十几个伤兵，到几十个上百个伤兵，一支歌，一把火，一把火，一支歌，就这么一路点下去，点下去，点下去……哼，Humanism。

我知道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早已打掉了我们身上的学生腔，但我没有想到廖志弘变化会这样大。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了，他是波特莱尔的“the flower of evil（恶之花）”，是兰波的“crow（乌鸦）”，是死亡的嬉戏者和不得不以毁灭生命来行善的铁血军人。而我们这些被战火锤炼、被硝烟熏染、在死人堆里打滚的青年学子，谁不是呢？

常娟的死我已经难以复述。于廖志弘，于我，不要说讲述，就是想一想，都是用一把钝刀把伤口重新挑开，让血和眼泪一起流。廖志弘说这两年多来他几乎每天都在给常娟写信，有时是信，有时是诗。用常娟送给他的那支派克“战壕笔”，一写就是一个晚上，一写就是洋洋几百行的悲伤、寂寞、悔痛、忧愤和绵绵思念。信和诗写好了，“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就一沓一沓地放进背囊里，白天跟随他行军打仗，晚上睡觉时枕在头下。等我们把小鬼子赶出国门，反攻进缅甸，打到野人山，我再把这些无法投递的信和诗烧在常娟的坟前罢。廖志弘伤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