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4/5页）

令人生畏的莱特街红砖监狱（或者说就像它正式为人所知的名字莫阿比特）也同样幸存。往后面略微高耸的地方一站，我往下看到了三个庭院，我尝试着辨认哪个是蜜丝和罗玛莉·舍恩贝格曾经携她们珍贵的食物包裹站过的地方。但是那所监狱有三翼，每翼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绿色喷漆钢门。哪一个是她们徘徊过的，蜜丝没有说明。

普罗增西监狱的北边深处现在是个纪念中心。只有当你穿过那扇精心制作的门时，你才会看到那栋双子低楼的左侧原先的健身房，它曾被当作死刑执行室。第一间屋子的墙壁已被涂抹修复，挂上了这个场地不同时期的照片，上百个受害者曾在这儿等待被砍头或登上隔壁屋的绞刑架。对于希特勒来说，花力气发明新奇的受刑方法，增加那些胆敢违逆他意愿的人的痛苦，让他们的死法变得多种多样，从来都不是什么亏本买卖：有的人他下令用中世纪斧刑砍头处决，有的要被放上小型断头台，对于那些他最讨厌的人——“七月密谋”的参与者——会被用挂肉钩上吊着的钢琴琴弦慢慢勒死，并用拍摄新闻短片的摄影机来记录他们临死的痛苦挣扎。在隔壁的死刑执行室，那些绞死和勒死他们的带着挂钩的横梁仍然在那儿。这对于我来说是最酸楚的纪念，结果围绕在周围的花圈倒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些在此丧生的人们是德国最棒的男人和女人们。

我们再次进入东柏林，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出发，它像这个城市的其他部分一样曾被炸毁，而已然被翻修得焕然一新，少数商店已尝试使用西式风格的橱窗陈设。曾设在这儿的俄国——后来是苏联大使馆，加速了整个邻里街区的重建，也因为东柏林最好的酒店和饭馆也在附近。一如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惯作风，那些在大道更深处的一流博物馆，是最早重新开放并重新挤满游客的一批建筑。相反的是，柏林最漂亮的一座教堂最近才刚刚重新开放，我们在那儿听了一场极其华丽的管风琴演奏会。在附近柏林大学的附属楼——1941—1942年间我曾在这儿短暂地学习过一段时间，我听了一场极其迷人又暧昧的关于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的讲座。豪斯霍费尔曾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的密友，但同时也是一位秘密的抵抗者，他的《莫阿比特十四行诗》就是在莱特街监狱等待被执行死刑时写的，它已经成了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典范。

菩提树下大街的下西区尽头，从博物馆再往前走，耸立着柏林警察局总部深褐色的巨大残骸。蜜丝曾去这儿拜访过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尔多夫伯爵。他参与了反希特勒的密谋。他是一个老兵，曾任“褐衫军”副总指挥，与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伯爵是密友。他曾试图请蜜丝当他的私人秘书，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她可靠。蜜丝非常明智地始终拒绝明确表态。接着“七月密谋”失败，海尔多夫被捕并被处决。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波兰东部地区遭受蹂躏，考那斯的英国公使馆（我们曾住过的地方）收留了络绎不绝的波兰难民。代办托马斯·普雷斯顿和他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密友，他们叫我们帮忙照顾难民。有一天我在分发饮料时，发现新来了一个人——一位漂亮优雅、穿着白裙子的年轻女士。她看起来点不着她的烟，也拿不了杯子，因为她的手缠着绷带。她说，她带着她的三个小男孩，从波兰东部的房子一路驾着马车，刚刚才到这儿，路上，指间的缰绳割伤了她的手。她看起来非常腼腆，还有一点儿不知所措，从那时起，我从没忘记过她。我去普雷斯顿家看过她好几次，后来听说她从瑞典去了英国。

差不多50年后，伦敦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主办人是波兰人，那里当然也有很多他的同胞。一对被称为萨皮耶哈亲王及王妃的俊美年长夫妇走进了房间，在人群中四处走动寒暄。当那位女士走过来时，我有一个突如其来的直觉：“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没有吧。我不这么认为……”“1939年9月，在考那斯？”“对，但是我们可能是在哪儿见到的呢？”“在英国公使馆，你当时刚刚带着儿子从波兰逃出来！”“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怎么会一直记得的？”“因为你非常美，而且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双用绷带缠住的手！”她的脸像是被照亮了，但听到“绷带缠住的手”时她皱了皱眉。因为她记得“她逃出来后参加的第一个聚会”的所有细节，除了那个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绷带缠住的手？那个我可不记得。”后来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