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14/24页）

正在一团乱的当儿，厨子把我的汤端来了。我觉得如果我开始吃的话，一定会吐；我甚至无法安静坐着，每传来一阵爆炸声，都吓得我跳起来。向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父亲，从头到尾坐在一把藤制安乐椅上。后来有一声爆炸声特别响，我又跳起来，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坐好！万一天花板坍了，距离你才会远些……”可是爆炸声接连不断，仿佛要把人的耳膜都震碎，碰到轰炸最密集的时候，我干脆站在他后面，紧抓着他两个肩膀，算是自保。好一锅粥！——他的两个学生瑟缩在墙角里；玛莉亚紧贴着墙壁，面色凄惶地为丈夫祈祷。她不断叫我离家具远一点，怕我会被家具的碎片击中。炸弹如雨点般不停掉下来，隔壁一栋房子突然倒塌，父亲用俄文呢喃道：“就让上帝的旨意实现吧！”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末日真的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外面慢慢安静下来，父亲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每个人都灌了几大口。然后，轰炸又开始……直到晚上9：30，头顶上飞机飞过的嗡嗡声才消失。这次来袭的飞机少说也有几百架吧。

就在那个时候，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厨房里的电话铃响！原来是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从波茨坦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无恙。他们听到几百架飞机飞过头顶，但因为能见度低，看不清楚到底灾情有多严重。我答道：“非常可怕！”他立刻表示要来接我，我跟他讲不用了，因为最糟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他答应找到罗玛莉·舍恩贝格之后再打过来。

等最后一架飞机飞走后，又过了半个钟头警报才解除。不过早在那之前，一位不知名的海军军官已经把我们大家都叫出屋外。他说本来一点风都没有，后来突然刮起来，火势因而开始蔓延。所有人都站在屋外的小广场上，果然看见三面的天空均一片血红。那位军官解释说，这才只是刚开始而已；最危险的情况要等到几小时后才会来临，那时会燃起真正的火风暴。在我们走出屋子前，玛莉亚已发给每个人一条湿毛巾覆盖住脸孔——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小广场早已烟尘弥漫，几乎无法呼吸。

大家回到屋内后，父亲的两个学生爬上屋顶监视附近的火势。这时住在隔壁的丹麦代理大使斯蒂恩森抱着一瓶白兰地出现，众人站在客厅里谈话，不时吞一口酒。后来电话铃又响了，仍是戈特弗里德，听起来似乎忧心如焚。他打电话去贝恩特·穆姆家，罗玛莉本来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在那儿吃晚餐，但他们说警报一解除，罗玛莉就不见了，没人知道她的去向。戈特弗里德认为她可能想来找我，可是我们这周围一片火海，我很怀疑她是否过得来。

怪的是，他一挂断，电话就坏了——别人还是可以打进来，我们却打不出去。而且水、电、煤气通通停了，大家得用手电筒和蜡烛照明。幸好之前我们已将所有澡盆、盥洗池、厨房水槽和水桶全部装满水。这时外面风势迅速变大，仿佛海上风暴般不断呼啸，窗外只见一阵阵火星像下雨似地落在我们家和附近房舍上，而且空气愈变愈污浊，也愈热，一股股浓烟不断从被震开的窗户涌进来。我们巡视屋内，发现除了窗子被震破、几扇门铰链脱裂外，幸好没有别的重大损害。

正在大家抽空吞咽三明治充饥时，警报又响。我们一声不吭地站在窗旁半个钟头，屏息等待空袭再度开始，结果却听到警报解除声；显然只是敌方侦察机前来察看轰炸后的破坏情况。本来一直保持镇静的玛莉亚，这时突然涕泗纵横，因为她先生仍无音讯。我虽然已困得要死，仍决定在电话机旁守夜，遂裹了一条毯子躺在沙发上，将电话机摆在身旁的地上。半夜1点左右，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一起从波茨坦打电话来，但才刚接通电话就断了；不过至少大家不必再替她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