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如此卑劣地歪曲”（第14/17页）

当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时，他“感觉历史的天使正在房间里沙沙地振翅而飞”，并且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渴望已久的命运的转机”。他打电话给戈培尔，祝贺他最近的预言应验了，但建议他“立即给新闻界发指示”，新闻界既不能辱骂美国的新总统，也不能赞美他，特别是不能提及罗斯福和戈培尔之间的长期争执，“现在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新闻界不应笨拙地毁掉它们。”

戈培尔表示同意：“这一消息将激励全体德国人民的士气彻底改变，因为人们可以并且应该把这一事件看作命运和正义的体现！”

伯爵深受鼓舞，当即坐下来给戈培尔写信：

……我本人认为，罗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决，同时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是我们应努力争取才能拥有的礼物。(14)他的死消除了同美国人进行接触的所有道路上的障碍。现在，他们应利用上帝提供的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使谈判开始。在我看来，唯一有希望的办法是通过教皇进行斡旋。鉴于美国的天主教徒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障碍——与之相反，美国的新教徒则分散成了许多小派别——教皇的声音在美国可能分量非常重。考虑到军事形势的严重性，我们不应再迟疑……

当天，即4月13日，星期五上午，在一次会议上，戈培尔忠告新闻界，在关于杜鲁门的问题上要非常客观，不要下断言，不要说任何激怒新总统的话，要隐藏起对罗斯福之死的欣喜之情。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兴高采烈的情绪就开始减弱了。当布塞将军打电话问他罗斯福之死是否便是他在前一天所暗示的形势时，戈培尔冷淡地回答：“噢，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看看。”

的确，从前线来的第一批报告表明，美国总统的更换丝毫没有影响敌人的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戈培尔告诉泽姆勒以及他参谋部的其他成员：“也许命运又一次变得残酷了，它戏弄了我们。也许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总统之死感到高兴。小爱德华·W.贝蒂——一名被关在柏林以南约三十五英里处的卢肯瓦尔德IIIA军官战俘营的美国记者——觉得，有几名卫兵似乎真的很难过。以前，贝蒂从未意识到罗斯福对欧洲被压迫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整整一天，波兰人、挪威人和法国人不断地来看望美国人，并同情地和他们握手。前挪威总司令奥托·鲁格少将给集中营里的美国高级军官罗伊·赫特中校写道：“世界失去了一位伟人，鄙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营里的英国高级军官、空军中校史密斯写道：“我们大英帝国失去了一位热情而忠实的朋友……按照我们的愿望，他应该活着亲眼见到我们努力的成果。他曾为了这一成果而全心全意地英勇奋斗。”

在美国战俘的牢房里，赫特中校下令宣读讣告。人们立正一分钟进行默哀，很多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对于杜鲁门来说，这是忙碌的一天。在去白宫的路上，他让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搭乘了自己的车。“在历史上，”总统说，“没有几人能与他比肩。我继承了他的衣钵，因此，我默告上苍，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他叫来斯退丁纽斯，命他准备一份关于与苏联之间的问题的概要。然后，他来到国会大厦，询问一群国会首脑，是否可以在4月16日安排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他想亲自对他们讲几句话。

“哈里，”一名参议员说，“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你反正计划好了要来。”

“你知道我应该来，”他带着中西部人的鼻音尖刻地回答说，“但我更希望可以在你们所有人体谅的支持和欢迎下这样做。”

各报记者在参议院门口排成一长排。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