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线潮涌（第5/13页）

几个街区以外，那些计划去参加下午的元首会议的人，正走进帝国总理府。军人走一个门，党员走另一个门。古德里安将军和他的副官贝尔恩德·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一名少校——登上十二级台阶，走到沉重的橡木门前。进门之后，两人要绕段路才能走到元首办公室，直通那里的走廊已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他们从贴着纸板的窗前走过，穿过没有任何壁画、地毯和挂毯的几条走廊和几个房间，最后终于来到了候见厅。警卫们手持冲锋枪站在那里。一名党卫军军官礼貌地要求他们交出随身武器，并且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文包。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在元首会议开始之前，在希特勒的座椅旁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自那之后，这种检查已经成了常规。当时，有两名与会者在炸弹爆炸时死于非命，但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从那天开始，甚至对总参谋长、东部战线总司令古德里安，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

下午四点，候见厅内已坐满了军政两界的要人，其中包括戈林、凯特尔和他那位能干的作战参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几分钟之后，元首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里面的房间十分宽敞，但装潢却很简单。房间的一端，法式窗户上挂着灰色窗帘，地毯遮住了大部分地面。一面墙壁前的正中央位置，放着希特勒那巨大的桌子，桌后是一把铺着软垫的黑色椅子，正对着花园。高级与会人员坐在厚实的皮椅上，他们的副官和地位较低的与会者或是站着，或是坐在直背椅上。房间里总共有二十四个人。

四点二十分，阿道夫·希特勒慢吞吞地走了进来。他双肩佝偻，左臂垂悬，跟几个人无力地握了握手，然后缓慢地走向他的办公桌。一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座椅，他重重地坐了下去。那些只是偶尔见过希特勒的人，会认为他那几乎已经废掉的左手是施陶芬贝格的炸弹的结果，但事实上，在那次爆炸中受到轻伤的是他的右臂，并且早已痊愈。希特勒在1942年患过一次严重的流感，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为他注射的药剂最终造成了他的左手局部瘫痪。注射之后，流感完全好了，但是左眼却开始不时地流泪。几周之后，左腿开始感觉麻木，不久又转移到左手。希特勒时常对他的私人司机、党卫军中校埃里希·肯普卡说，这只手只是略感不适，最近自己养成了把手插进口袋里的习惯。

那次爆炸之后，希特勒苍老了许多(8)。这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因为他痛苦地得知，这一阴谋中竟然卷入了那么多高级将领。尽管已有数十名嫌犯在一次残酷的清洗中被处决，另外还有数十名在等待审判，但希特勒仍然感觉心神不宁，几乎对所有军官都不信任。与此同时，他又过度地嘉奖那些在7月20日表现忠诚的人。比如，他把奥托·雷麦少校擢升为将军，并且一再用饱含情感的言辞感谢凯特尔，仅仅是因为他们把自己从废墟中挖了出来。对于军人的怀疑只是让他进一步靠近了所谓的核心集团——即他的秘书、侍者、军事副官，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他像父亲一样，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私人问题，提出建议或是训斥他们。他对他们的衣食安乐关心有加，给予他们尊严与礼遇。“我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民主人士。”他常这样对肯普卡说。

会议开始了。首先，古德里安对东部战场的每况愈下作了一份非常现实的报告。希特勒打断了他，说道，必须在俄国人解放他们之前，采取措施把萨岗的战俘全部撤离。一名副官离场去执行这项命令，古德里安继续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希特勒仅提出了几条建议。然而，当西部战线的问题提上议程时，他马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当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用夹杂着很多行话的语言，解释为什么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应该继续指挥在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H集团军群时，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戈林说，斯图登特的诋毁者不能理解，他讲话时非常慢只是一种个人习惯。“他们认为他是个傻瓜，但是他们不像我这样了解他……如果能把他调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可以给他的空降兵带来士气。”然后他模仿斯图登特那慢吞吞的语气说道：“他说，‘元首……告诉……我的！’我了解他，而其他人不了解……有一天，某人问我，他是不是个傻瓜。我说，‘不，他不是傻瓜。他一直这样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