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玩家（第15/28页）

其他方面代表也有想对西山派进行劝解的。有人在会议上对邹鲁说：“如果你们私下在上海产生的二届中委，也要同正式的二届中委相提并论，那么，党内的其他派别、秘密产生的小组织很多，各有各的中委，岂不也可以提出来算一份吗？”

邹鲁听后很不高兴，不仅不接受对方的意见，而且以后只要见到这个提意见的人便予以冷面相对。

改组派和西山派在太原的协商最终以破裂告终，陈公博、王法勤负气离晋赴平。两派争吵的战场也随即迁至北平，双方人员在北平的报纸上互相进行攻击甚至谩骂。由于担心事态扩大，北平警备司令、警察局长还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各报尽量不要登载此类消息。

当时在太原的还有各军事代表的组织。他们害怕因此耽误反蒋政府的成立，于是纷纷建议在北平召开军事代表会议，通过军事代表会议来产生政府。

国民党向来以党治政，政府要从党里面产生，不然在合法性上就会大打折扣。阎锡山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不同意军事代表的意见，而主张等汪精卫北上，弥合两派分歧后再说，为此哪怕缓组政府。

在阎锡山这里碰了壁后，各派又去潼关找冯玉祥，冯玉祥与阎锡山在想法上惊人地一致：望汪早日北来。

自1927年宁汉分裂起，汪精卫在国民党政坛角逐中就陷入了屡斗屡败的恶性循环，直至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他因遭到新桂系的排挤而被迫流亡海外。

不过汪精卫在国内的政治声誉并没有从此落到谷底。他本人也没有放弃与蒋介石的争斗，从1929年至1930年，他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先后发表了《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等一系列文章，并提出“于党恢复民主集权，扶植民主势力”的口号。

汪精卫逐渐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精神领袖，乃至改组派和许多反蒋派别都要以拥汪为旗帜，才觉得能立得住脚。1929年9月间，改组派终于把这尊大菩萨从法国搬回了香港。

自那一年被迫出国，汪精卫就一再鼓动他的追随者“要用十二分勇气，来战胜这些困难与障碍”，要“忍受这些失败与怨恨”。他还曾用诗一般的语言为众人打气：“悬在我们的面前，宛如大海茫茫狂风骇浪之中一个放出光明的灯塔。”

汪精卫在香港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名义，向反蒋和有可能反蒋的力量颁发了委任状。除一、二路总司令留给阎、冯外，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李宗仁分别被委任为三至八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一时之间，从南至北的反蒋武装“俨有气吞河岳之势”。其后爆发的蒋张（张发奎）之战、蒋唐（唐生智）之战、蒋石（石友三）之战，在政治上都以拥汪为旗帜。可惜的是，这些军事反蒋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现实似乎始终和汪精卫过不去。在中原大战开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悬在他面前的始终不是什么“光明的灯塔”，而是一系列如陈公博所说的“苦笑录”。

汪精卫只能继续等待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时机。他译述雨果的共和史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共和之神从指麾，百难千灾总不辞。若云共和在天路，便当与子冲云去。”

阎、冯与蒋介石的兵戎相见，终于让汪精卫在无奈苦笑之后，眼前又见“光明的灯塔”。

钥匙

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皆为文人政客，在军事上没有本钱，固然需要依靠阎、冯等军事实力派撑腰。反过来，阎、冯要想在政治合法性和声势上与蒋争锋，也非找汪不可。

冯玉祥喜欢的是军事，对政治不太懂，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他更加搞不清楚，但是政治有多么重要，他是知道的。想当年他好不容易发动“首都革命”，却被段祺瑞、张作霖抢了果实，总结教训，就是自己缺乏一定的政治主张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