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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船了，下船了！

快起来，下船了！

舱门打开，透进一束刺眼的光亮，一阵伴着海腥味的风吹了进来。

我睁开眼睛，谢天谢地，我还活着。

快下船，快下船！背着刺刀的人在吼。

军舰停在一个海湾里。海岸上密布着铁丝网，一直伸向地平线看不见的地方。

面黄肌瘦的人们踏上了这个隔绝的岛屿，人们叫它台湾。

冲澡，换衣，我又被编入国军。蒋介石的梦想成了国军的神圣使命，我们经过洗脑培训，迎来“新生”。

1958年的金门炮战期间，国军部队进入备战状态。那时的紧张自不待言，我们时刻准备着被调上前线。随着炮战渐渐停歇，我们的心才渐渐松弛下来。后来，部队组织到金门参观。踏上那些弹片密集的土地时，才知道炮战激烈的程度，暗暗庆幸没有成为这里的炮灰。

大陆就在海水的那一头，我却无法跨过这一线浅浅的海峡。迎着海风，痴痴凝望，一声叹息，却被波涛掩盖。

我所在的部队有一些台湾青年，他们是应征入伍的新兵。他们对我身上的字充满好奇，打听它的来历。我便同他们保持冷冷的距离。

但有一天深夜，为首的王大明揭开了我的被盖，另外两个人按住我的胳膊，手电的光亮在我身上缓缓移动。他们看过我的前胸，又强令我翻身，宿舍里的人都在惊醒中围了过来，他们似乎在参观一个怪物。王大明问，这些字是如何刻上去的？我说，针，很长很长的针。王大明吐出长长的舌头说，疼吗？

此后，王大明对我毕恭毕敬，他总是叫我老哥。与他相比，我是名副其实的老哥。王大明身上揣着离家时拍的全家福，他坐在正中，白衬衣外披着红色绶带，两只胳膊抱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是孩子们的父亲。王氏家人二十多人围在他身旁。背后是他家两层的瓦房，瓦房边有两株正在开花的樱桃树。

王大明的小学时代受的是日式教育。每天早晨，他们站立在操场上，向日本天皇遥拜，然后举行升旗仪式。大家注视着缓缓升起的太阳旗，齐唱日本国歌：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没想到，长大后进了国军。王大明唱完后，又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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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一些即将退伍的士兵一起修建公路。我的任务是用扁担挑土。两年后，工程竣工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大客车拉着那些贵宾行驶在碎石铺成的公路上，扬起一阵灰烟。

后来，我们在山区组建了农场。退伍的荣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在台湾举目无亲，战友便是亲人。与我来往密切的人是李发章、杨盛勇。李发章断了一条胳膊，用一只手骑着自行车在乡间卖水果。杨盛勇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四川老乡，他经常邀李发章和我一起喝酒。杨盛勇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把酒瓶摔碎，破口大骂：国家欠我们太多了！老子从“卢沟桥事变”之后便出川抗战，一直在国军熬了二十多年。老婆没讨上，至今还是孤家寡人，老子跟谁讨公道？李发章说，自古“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你到哪里讨还公道？

杨盛勇便把收来的粮食换成钱打酒喝。他把酒瓶放在门后，进出便喝上一口，做农活时裤包里总有一个小酒壶。几年下来，鼻子上就有弯弯曲曲的血管，我们都叫他酒糟鼻。杨盛勇不气不恼，说：既然没女人看上我，我也就不想讨谁喜欢，酒糟鼻就酒糟鼻吧！

李发章有一天卖货回来，自行车后座上搭了一个女人。那女人阔鼻子，厚嘴唇，眼睛往外凸出，就像两个血红的葡萄，头顶掉光了发，露出红亮的头皮。李发章说，梁老弟，这是嫂子。我说，李大哥，哪天喝喜酒呀！李发章说，快了，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