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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告诉杨兴社，这根扁担就是你父亲打鬼子用过的。六弟想方设法把它带到了昆明，又带到了保城，最后寄在保城一位老乡家里。六弟说，今生他与这根扁担有缘，他一定会再去云南找到它。那农场离保城那么近，他一定会找到的。

杨兴社叹了一口气，说父亲这辈子是个死心眼，他老人家始终认定打鬼子是一生最豪壮的事情。那张登在报上的照片后来成了他的罪证。“文革”中专案组认定他是国民党大力宣传的旧军人，尽管他所在的部队已在解放成都时投诚，但杨和顺来路不正历史不清，谁知道他是不是美蒋的潜伏特务？所以他被送到云南农场劳动改造。

杨和顺曾经对儿子说起那根扁担的经历，还讲到了救他一命的兄弟梁草。他说，要是那个时刻，梁草不救他，则是一大幸事，省了历史上留下污点。抗日而死，当时的国共两党都要承认是英雄。唉！谁知今天，弄成个潜伏特务！杨和顺的眼睛望着他家竹林的雾气，也是两眼雾水。杨兴社记下了父亲的那段话和说话时两眼的泪水。

但当时杨兴社一直不愿理父亲，父亲的历史断送了他在部队的前途，一心想脱农皮的杨兴社到省城当了几年兵又回到了杨家嘴。心中那个郁闷无法排遣，便成天摆弄一部小收音机。那是杨家嘴的人从未见过的奢侈品，那时家家户户都安着一个小喇叭，由公社播音员操着地方口音播送止戈铺的大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的摘要节目。而杨兴社成天穿着没有领章的军服，拿着收音机天线调整方位。这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肯定是杨家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老子通敌畏罪自杀，儿子还会是什么好东西！

有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警车打破了杨家嘴的寂静，下来几个穿白制服的警察，把杨兴社带上了警车。后来杨家嘴的人在赶场时看见止戈铺的一面墙壁上贴着布告，布告上说杨兴社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私自收听敌台，试图和台湾的蒋匪联络，反攻大陆。杨兴社被叛了七年徒刑。七年之后被释放回家时，脑袋上满是猩红色的癞疤，稀疏地长着一些头发。为了掩饰难看的头皮，杨兴社就把下面的头发留得很长，一个劲地往上梳，杨家嘴的人戏称这叫“地方支持中央”。

杨兴社已过了四十多岁了仍然是孤家寡人，心中的窝火只好对着那根扁担发泄，他抡着扁担打倒了自家的泥巴墙，扁担也裂了一道口子。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喝闷酒，迷迷糊糊地看见月光下，那根扁担在移动，从院坝里到了堂屋的柜子上。他抹着眼屎跪下了，知道父亲的亡魂一直没有离开那根该死的扁担！

第二天他挑着泥浆重新糊好了墙壁，跟着母亲死心塌地过起了一般庄户人家的日子。直到八十年代，他接连收到了组织上送来的两道关于他父亲杨和顺的平反通知，这时他的母亲已去世了。他把父亲的那纸平反文件留在家中的柜子里，把扁担供奉在堂屋上，用父亲补发的工资开始做生意。他进省城拉了一个建筑队。几年后才回杨家嘴来给父母亲合坟，又给自己修了一栋三层的水泥洋房，并带回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杨光宗，了却杨家无后的一大顾虑，逍遥自在地过起悠闲的日子。

当然，这些都是梁根告诉我的。我和梁根无事的时候就说点家乡的事情消愁解闷。古人说，祸福相依，一根扁担，让杨六娃当上了班长，又让杨家后来遭受那么大的冤屈。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杨和顺手执扁担打鬼子的事，已被写进一些书籍，公开出版，九泉之下有知，他也会感到欣慰的。

杨和顺升任班长后，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私下我们还是兄弟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