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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三粗的蒯大生听完邹铎的抱怨,也气不打一处来,扯起嗓门吼道:“啥?你们医院还算忙?!和我们这里相比,算个屁!我们这里几十台电话机白天黑夜响个不停,人人像机器一般手忙脚乱地接话传话,连打盹的工夫都没有,一帮人累得东倒西歪,病恹恹的没个熊人样!我们必须随时守着,万一有个差错闪失可是要掉脑袋的!”
“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三个赶快检查吧!”邹铎望着蒯大生无奈地摇了摇头。
蒯大生事先已接到通知,他将电台人员分成四组,轮流到临时腾空的一间办公室检查身体。
邹铎带领两个医生开始号脉、测体温、量血压……蒯大生带领两个卫兵形影不离,一直守在三人旁边竖起耳朵听他们与电台人员间的每一句对话。蒯大生这么做,是因为顾一炅的特别吩咐:体检时对每个人都要严加防范,现在“剿总”内部处处蛰伏着共军的谍报人员,稍一大意,就有可能被他们钻空子。
一名姓王的士兵体检完,离开前怯生生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包东西,交给了邹铎。
“邹大夫,俺哥在二马路上的‘鸿达’车行拉黄包车,大冬天的连双袜子也没有,俺节省下的这双袜子,您行行好,帮我找个人捎给他吧!”
邹铎刚要伸手去接袜子,却被蒯大生抢了先。蒯大生打开纸包仔细检查了几遍,确实是一双部队下发的普通绿色线袜。
“不行!任何东西都不能带出去,这是上峰的命令!况且这是军需物资,怎么能给一个拉黄包车的穿!”
王姓士兵苦苦哀求:“蒯连长,这是按规定发给俺的,平常俺鞋袜都节省着穿,才攒下这双袜子的。”说完,“哗啦”一下脱掉鞋子,露出脚上千疮百孔的线袜。
“说不行就不行!你要是不穿,就交给门口站岗的弟兄了。大冬天站岗,穿两双袜子暖和!”
王姓士兵无奈,哭丧着脸走了。
后面,还有几位军官要给家里捎带书信和节省下来的罐头,都被蒯大生扣留,理由是这些东西内万一藏有暗号或者暗语,蒋委员长的秘密就会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才轮到徐州民盟支部的车正元。
“车上尉,你以往得过什么病吗?”在每次检查前,邹铎都要问上一句对方的既往病史。
“没什么大病,就是胃不好,老是隐隐作痛。”
“都吃些什么药?”
“不怕大夫笑话,为治疗我的胃病,可以说试遍了天下的偏方,黑矾、黑枣、核桃仁、栀子、当归、铁胆粉一个不落,可就是不见效。”车正元苦酸着脸一口气说出了六种治胃病的偏方用料。
“你试过砂仁、厚朴、穿山甲、蜂蜡、麦芽、海南沉没有?”邹铎接过车正元的话头,流利地报出了另外六种东西。
“还没有。”车正元回答。
“你平常在哪里抓的中药?”邹铎紧接着问道。
“惠民中药铺!”车正元不假思索地答道。
“别去那里了,去九里山下的‘华佗医圣堂’吧!”
联络暗号对上了。
邹铎并非普通的大夫。1946年10月,民盟总部委派邹铎来徐州开展地下工作。经宋庆龄介绍,邹铎顺利地进入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医院并以“主任”身份作为掩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在隐蔽战线上开展情报搜集工作。
淮海战役打响前夕,邹铎观察到很多国民党军官住院后情绪消沉,于是他经常主动找他们“谈心”,为他们进行“心理咨询”,还颇为关心地为他们多开些药。这些国民党伤病员见邹铎善解人意,在倾诉完满腹牢骚后,什么都和他聊。虽然多是琐事,但邹铎经过分析,还是从中提炼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邹铎最成功的一次情报工作,当属不动声色地获取徐州城防布置的绝密信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一位国民党新五军的军官聊起防御工事。那名军官无意中透露,徐州城守军构筑的碉堡射击孔突然由平直射击改为向下倾斜角度射击。邹铎“随口”询问什么原因,大大咧咧的军官说新五军内新兵多,个个对打仗充满恐惧,所以参谋部为了不让他们直接看到不怕死的共军士兵,把射击孔改为向下倾斜,这样可以使新兵的视野看不到百米以外。事物皆有两面,此举虽然“解除”了新兵们的恐惧心理,但也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新兵们的射击有效距离局限在了百米之内。邹铎迅速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了上级,华野参谋部据此判断出国民党徐州防御工事比济南城防脆弱的结论。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粟裕派杨云枫与邹铎秘密见面,责成他再次确认情报的可靠性。邹铎接到任务后,以看望归队伤兵的名义,对徐州城内国民党军的各个据点、工事进行了详尽的排查,证实了此前关于国民党军的确没有依托徐州城进行顽抗企图的判断。邹铎的情报对后来华野和中野进行兵力部署起到了重大作用。粟裕因此对杨云枫说:“邹大夫不但能看人的病,还能看防御工事的病,是个万能大夫!”杨云枫把此话传给了邹铎,邹铎听后激动地说:“主要是我这个看病的郎中寻了个好东家,才能有机会悬壶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