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基督教神职制度的内容和原则(312—438 A.D.)（第2/5页）

其二，教士的任职。主教具有精神世界承前启后的功能，这种极为重要的特权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美德，一种义务，一种必须肩负的责任，对于痛苦的独身生活[314]更是一种补偿。古代宗教专设非常独特的祭司阶层，奉献一个神圣的种族，一个部落或一个家族，用来永远侍候神明，这种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拥有而不是为了征服。这些祭司的子女非常骄傲而且获得保证，可以接受神圣的遗传。但是家庭生活的烦恼、欢乐和关怀，又会逐渐消除炽烈的信仰热情。每一位雄心勃勃的候选人，渴望进入未来的天堂，或是得到现世的职位，基督教圣殿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教士的职务与军人及行政官员没有不同，具有天生的性格能力热心于宗教职务，被有眼光的主教看中，认为他的品行和尽心做事的态度，可以维护教会的荣誉和利益。主教[315](法律制止滥用权力之前)根据职权可以强制心怀不轨的野心分子保护受苦受难的平民大众，奉行按手礼授予世俗社会里最珍贵的特权。整个正统教会教士的人数比罗马军团的士兵更多，皇帝却豁免他们应尽的公私劳役、市政职务、个人赋税和奉献乐捐，这些对一般公民来说可是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教士担任的圣职却可以抵消对帝国应尽的全部义务。[316]每位主教对委派牧师拥有绝对不可干预的支配权，也获得受委派教士永远的服从，因而每个主座教堂的教士连同下属的教区，各自形成永久性的正常社会。君士坦丁堡[317]和迦太基的大教堂维持一个拥有500名圣职人员的特殊机构。那个时代迷信的风气盛行，把犹太教会堂和异教庙宇的各种盛大仪式都引入了基督教会，使得各种职位[318]和人数都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增加。成群结队的各级教士，像是执事、副执事、辅祭、祓魔师、读经师、唱诗班以及门房，都在各自的职位上为盛大的礼拜仪式增添气派的场面。教士的称呼和特权还被广泛授予许多热心支持教会统治权的虔诚教友。曾经有600名游方教士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病榻边为病人祈祷，1100名掘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结队来自尼罗河畔的僧侣，像一层乌云遮住整个基督教世界。

其三，财产。教会在《米兰诏书》颁布(313 A.D.)后的收入和安宁都获得保障[319]，基督徒不仅重新收回被戴克里先迫害政策所夺去的土地和房屋，对过去在行政官员默许下占有的财产也从此拥有了真正的主权。等基督教成为皇帝和帝国的宗教后，全国教士马上有权公开要求得到相当数量的生活费用。对一般人民而言，每年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款，比起摆脱迷信活动所要求的奉献，必须忍受更加沉重的负担。但随着基督教的日趋茁壮，要求和开支也逐渐增大，教会阶层必须靠信徒供奉，才能维持并且富裕起来。在《米兰诏书》颁布八年之后(321 A.D.)，君士坦丁公开容许臣民可自由将财产遗留给基督教会。教徒在生前要过奢侈的生活，或是因贪心而难免对奉献有所保留，等到临死时，对宗教的慷慨行为如潮水一样奔腾出来。有钱的基督徒学习君王的榜样。一位虽然富可敌国，但并没有世袭遗产的专制君王，有可能不论如何行善也获得不了善果。

君士坦丁未免过于听信闲言，以为牺牲全民勤劳所得利益，来养活不事生产的教士，把全国的财富全分给教会，就可邀得上天恩宠。带着马克森提乌斯的头颅，前往阿非利加示众的使臣，受皇帝之嘱带给迦太基主教凯基利安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已命令该省的金库把一笔3000袋或1.8万磅白银的巨款支付给他本人，还将进一步指示他设法解决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地教会的困难。君士坦丁的慷慨大方随着宗教热情和罪恶行为一同迅速增长。他命令各城市分出相当数量的粮食充实教会慈善事业的基金，不论男女只要甘愿过着僧侣生活，都将受到君王的特殊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