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无所有（第20/28页）

我胡乱拼凑，把两个陈旧的广口喇叭接到唱片转盘上，鼓声一响，青绿色的黏胶碎屑就被震得纷纷掉落。自制混音带和黑胶唱片如雪片般从莫斯科、圣彼得堡、明斯克邮寄而至，我一个人关在房里，仔细研究录音带歌单，好像迷上了电音舞曲的塔姬雅娜·拉琳娜。（译注：Tatyana Larina，苏俄文豪普希金诗剧《尤金·奥涅金》的女主角）。我没什么社会地位，却始终不缺青春痘，因此，我不指望自己逃得过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混进“派对舞厅”之类的夜店，我只能试试三流的迪斯科舞厅、地下轰趴、夏天的露天派对，这些地方一个比一个可怕，你不可能不被别人的酒气熏得头昏脑涨，你也不可能不感觉全身软趴趴，你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八小时之后，你却丢了鞋带，短暂失忆，膝盖、手肘和肚子多了一些没有人解释得清楚的瘀青。我在比较像样的夜店外等候，跟DJ和出来透透气的跑趴小伙子讨烟抽。我只跟他们讨烟，但他们给我的却不只是香烟：多余的零钱（有时他们以为我是流浪汉），几滴大伙快要喝干的伏特加，毒品贩子和小流氓的手机号码，几句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自己跟他们沾得上边的谈话。

约莫那时，我开始自己混制录音带。

7.

我跟葛莉娜说声再见，挂了电话，趁着那股有如芒刺在背的冲动尚未消退之前，赶紧把札哈洛夫的油画又用泡泡棉包好。我把油画连同六卷自制混音带、我的随身听、盥洗用具，一起塞进帆布袋。仔细检查之后，我又塞进一双袜子、带来好运的蓝内裤和一件二手泳裤。

我口袋里的卢布连买三条巧克力棒都不够，于是我蹑手蹑脚走进玄关，看看可以偷些什么东西。洗手间的门关着，里头乐声隆隆，震得铰链嘎嘎作响。锁孔里飘出一道细细的烟雾，我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走过门口，朝着两兄弟的卧房前进——两兄弟要不在洗手间厮混，要不就在他们的卧房打发时间——床边小桌上有个破旧的皮夹，皮夹里的钱多到我几乎放不进胸前的口袋。我知道偷窃是不对的，但不准你的房客使用洗手间也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负负得正，两件错事恰可相互抵消。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运算。

回到房间之后，我审视为数有限的私人物品。角落瓶瓶罐罐，盈满薄暮的日光，书桌文件横陈，道尽我早已凋零的研究生涯。几张早已成为过去式的劲舞派对传单揉成一团，扔在墙角。整个景象大可令我心情沮丧。我留下的只是一团别人必须动手清理的混乱，哪称得上功绩？你瞧瞧我，身高与拿破仑相当，却连家里的洗手间都征服不了。我悄悄把两个酸黄瓜罐放进帆布袋，拍立得照片搁进口袋，溜出大门。

我选择前往机场，而非火车站。火车各处停靠，太多让人回头的停驻点。我招了一部无照的私人出租车，生平头一次毫无异议地同意车资。当我走向柜台、买张前往格罗兹尼的早班机票，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比平常快了两倍，血液浓度仅是平常的一半。我坐在一对再也不说话的夫妻中间，在机场航厦过了一夜。

隔天早上，我在舷梯旁边等候登机，强烈的日光灯让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刚捐了一公升鲜血。男士们不管地勤人员愈来愈受挫的指示，执意站在同一侧，直到所有女性坐上飞机，他们才依照年龄逐一登机。真是一群疯子。谁会想要跟一群如此坚持自主、甚至违抗机场登机程序的神经病兴战？我的座位被安排在一个小孩和一个男人之间，小孩误将我的衣袖当作手帕，男人因为我听从系上安全带的指示而指控我跟敌人一鼻孔出气。我的帆布袋稳稳地安置在头顶上方。

引擎呼噜呼噜运转，有如粗嘎的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