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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见解看似温和软弱，实则相当高明。施小惠而免大患，对统治者稳定社稷、巩固政权极为有利。民间的敌对力量一旦利诱化解之，短时期内再重新聚集起来就绝非易事。而臣服于朝廷的敌对力量，会被朝廷玩弄于股掌间，终将会被铲除掉。不战而屈人之兵，实为安邦驭民之上策也。可惜以赵佶昏庸的政治头脑，根本看不出其中的妙处。

以蔡京、童贯、高俅等为首的另一班大臣，则坚决主张对各地的乱民予以毫不手软的武装镇压。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对那些乱民恨之入骨，而且知道那些乱民对他们也恨之入骨。蔡京之辈的所作所为他们自己心里清楚，陷害过多少人，逼死过多少人，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在梁山泊的义军里，就有着他们不少的仇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宗旨明摆着就是针对着他们来的。他们对梁山泊义军的这个宗旨深恶痛绝，是可忍孰不可忍。倘那些叛乱者得到了朝廷的赦免，甚至还要与之同朝为官，对他们来说，那才真正是后患无穷。

另外，他们也没把起事的乱民放在眼里。即便是横行河朔、飙卷山东的梁山泊人马，在他们看来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与地方上的士兵弓手周旋一下尚可，根本不是朝廷禁军的对手。

那些逆种愈闹愈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是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下了。于是蔡京等奏道，臣等以为，对各地叛逆主抚者，实乃妇人之心、迂腐之见也。那些乱民贼子从根本上说就是冥顽之徒，不懂礼仪，不习教化，只知道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对其行抚无异于向其示弱，结果是令其更加小觑朝廷威严，更加助长他们的猖獗气焰。且易使刁民以他们为榜样，动辄聚众闹事要挟朝廷。此风蔓延开去，法将不法，国将不国！所以招抚之策实为下下策，有百弊而无一利也。

当今之计，依臣等之见宜采取果断手段，奋天子之神威，挥朝廷之铁拳，对那些害群之马坚决地予以弹压之，剿灭之。应当让所有的心怀不轨者，看到叛逆者的可耻下场，从而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常言道，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治国如驯马，对付桀骜不驯的野性烈马，必须施以铁腕制驭之。唯其如此，方可保社稷安定，海内升平，百姓乐业，而圣驾无忧矣。

主战派与主抚派反复争论了数次，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赵佶听来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终因主战一方的大臣更得赵佶的信任，赵佶在心里便不由自主地倾向了主战派。他垂问道，若欲行剿，当先向何处用兵？蔡京奏道，本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宜首先进剿梁山泊。梁山泊既灭，其他小股贼寇即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溃。

赵佶又问，进剿梁山泊的取胜把握如何？童贯出班奏道，只要朝廷鼎力支持，调集禁军的精锐之师去进行围剿，必将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赵佶见主战派说得底气十足，在心中忖道，这种胜券在握的仗为什么不去打？先灭掉山野蟊贼免去后顾之忧，不是更有利于全力以赴地去联金击辽吗？遂拍案而定，下旨即刻调集各路禁军组成围剿部队。围剿部队的帅印，就交给了主战派的中坚分子童贯。

童贯原本是个宦官，因为心机活络，极善谄媚之道，颇得赵佶欢心。崇宁三年，他被委以监军之职，与大将王厚率二十万大军西征河湟吐蕃。那次战役打得十分艰苦，宋军耗资损兵无数，但最终总算是彻底击败了吐蕃政权，开拓了湟、廓、西宁等州三千余里的疆域，堪称是战果赫赫、战功辉煌了。童贯倚仗自己觐见皇上的便利条件，不仅报喜不报忧，只向赵佶奏报出奇制胜的大捷而绝口不提损兵折将的惨败，而且巧舌如簧地将绝大多数战功都据为己有，大肆吹嘘渲染皆因有了他童某人的运筹帷幄，才有了大宋征师的决胜千里。后来童贯又奉旨征讨西夏，亦是如法炮制，贪功邀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