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17/50页）

不过，梁启超等江岛结盟者言革，确有宗旨之见，徐勤则主要是鉴于“饷源已绝”，不能继续“严为去取”，以免“同归于尽”，“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142]所以后来他一再声明当时亦言革命，“与长者辩难甚多，然不过欲扩充会事，以为长者之助耳。卓如亦不过如是”[143]。

为了坚持保皇立场，摆脱不言革则不能筹款的尴尬，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使保皇会在勤王后时代获得自我生存的能力，该会领导层筹划兴办商务公司（又称商会）。1902年6月3日，康有为致函罗璪云，提出:

至近者扑满之说尤为无□，吾中国之大，当合蒙古、回疆□大。吾今近西藏人及哲孟雄、廓尔喀人，皆甚爱甚亲我而疾视白人，盖以同国之故也。俄之所以能大，能容各种人故也。我坐有大国，何必自分割之。

满人亦有力言民主者，皇上则舍身救民，苟然皇上已遭变，而又数年之后，全国民智大行，内地人有雄心，饷械大积，万不能言此，妄为举动，徒去人才及费大饷耳。仆一切皆经阅历之言，固未敢妄动，尤不肯言革……今惟有成就商会公司，厚积饷源一事。若饷源大集，则进退裕如，无所不可。[144]

这一设想与粤港一带局势的变化有关。其时清廷欲调岑春煊为广东巡抚，令康有为感到有机可乘，1902年8月2日他函告李福基、董谦泰：岑春煊来为广东巡抚，“天乃与吾党一大机会。即商务事，亦藉其力为之，极佳。吾欲趁其在粤，亟成商会以办大事”[145]。

康有为定策的本意，是想挽救内外离心，风雨飘摇的保皇会，因为该会“昔者踊跃捐输好义已甚，实有筋疲力竭之势，不得不小迟以养之”[146]。保皇会饷源枯竭，又无新的政治号召为鼓动，如果不能转而寻得经济动力，将短期的政治热情变为长期的经济利益，组织乃至康门师徒的生存将难以为继。

商会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899年。其时鉴于海外华侨的分散无力状态，梁启超发表了《商会议》一文，其组织商会的立意，在于“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以行于海外各埠也”。为此要条理民生应办之事，联络分散各地之人，扩充合群力量。如能联为商会，合全会之力争应争之权利，御外来之侮辱，必能成功。若朝廷自强，可以助国家之外政，不幸而被分割，亦可保身家之安全。其利益包括各埠人人自得、公司均沾以及协助内地保全宗国三大类，而办事条理有广兴教学、革除恶俗、恤救患难、利便交通四方面，并不限于商务。[147]

稍后，梁启超发表《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对象虽是旅日华侨，却在广泛教导人们以往商务竞争在一国之内，如今须合一国之力与别国相争，“大局昌，则人人受其利，大局损，则人人受其害”，“大局既坏，无一能自立者”。

今我商民处于群雄之间，势无中立之理，不进则退，不立则仆，于此而不亟思自联，亟思自保，他日噬脐，其能及乎。是用会集同人，效彼良法，创设商业会议所，以联声气，以一众心，以保利权，以抵外力。一埠虽小，实力行之，各埠应之，他日全国总会议所之设立，必当不远。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加以团结合为大群，又岂惟商务而已，二万万之地，四万万之民，皆将赖之。[148]

其时梁启超、张寿波、黄为之等人曾计划成立银行，并已制定章程，希望得到柏原文太郎等日本人士的襄助。[149]所以后来梁启超言及商务公司的人事安排时说：“此事既我辈发起之，则我辈固不可不负其责任。”[150]而康有为组织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所开救世二方，“上方曰保皇会，则保已能医救我国民之圣主复位，则四万万人立救矣；下方曰保工商会，则我海外五百万同胞合力自行保护，则亦可补救我四万万人焉”[151]。与梁启超的想法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