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14/50页）

其时李鸿章电示清驻英公使罗丰禄：“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让罗丰禄密商英政府，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115]余育之花园，即跑马地愉园，主人余育之为日昌（一作日新）银号东主，1895年由杨衢云介绍加入兴中会，慨助军饷万数千元。[116]如果余育之花园为保皇会在港据点，则革保双方的关系非同一般。徐勤掌局，很可能和梁启超谋略一致，与港澳兴中会保持关系。正因为如此，惠州起义前后，兴中会员才会不断前往《知新报》馆，寻求财政援助，并为遭到拒绝而感到气愤。而史坚如被捕后才会冒认康门弟子，牵扯康党四十余人。

庚子勤王是为了应对中国内外危机交迫的形势，几乎所有的趋新人士均投身其中，港澳总局还牵涉与其他维新党人的关系。1900年1月，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反对清廷立储，激起国内外中国人的保皇爱国热潮，事后遭到清廷通缉，由郑观应托何廷光以及招商澳局叶侣珊等人照拂，避居澳门。李鸿章督粤期间，派刘学询到澳门，欲拘禁并引渡经氏回省处置。何廷光、刘桢麟等闻讯，极力反对经氏回省，主张在澳门听西官裁夺。[117]保皇会为此展开保护救援行动。梁启超阅报得知此事，于3月28日致函《知新报》同人:

望诸兄致敬尽礼，以待此老，方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之意。当久而敬之，不可移时遂生厌倦也。[118]

澳门保皇会同人确能照此办理，聘请律师为其力辩。[119]何廷光还以三千金托邱菽园代购钻石，赠送葡署，使经元善解脱幽羁之困。[120]当年11月，经元善在回答原口闻一的访谈时满怀感激地说:

仆羁此将一载，幸承何君以全力相庇，纳之谊高若云霄。其余大都何君之侣，亦皆郑重相待。在诸君子，为保皇会友，原非有私于仆，而仆之身受者，固不能不感也。[121]

或许作为回报，经元善在上李鸿章书中公开呼吁“速解党禁”，释放被捕的保皇会员及其亲属，以及因戊戌变法获谴的内外臣工，并“罗致保皇会中各埠之彦”，以行新政。[122]

尽管如此，梁启超的担心还是事出有因。康有为虽有利用经元善之意，却并无坦诚相待之心。他在勤王方略中规定，若中英尚未公开失和，发布檄文时“则用莲珊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123]。实际上对经元善极为不满，在指责徐勤将内事告穗的同时，又说：“内中穗尚有办经事，数目有问经填或自填之之语（吾前以经迂言大谬，有书孝实谓，此人如此其谬背，我等白费数千金之语）。”[124]所说“迂言大谬”，似指经元善并不以保皇会攻击慈禧为然。

康有为曾致函经元善，辨以“不知母子之义，即助以篡弑之端，既为奖奸翼篡之人，即难免乱臣贼子之号。以公之至诚至忠，而岂肯为乱臣贼子乎？而以公误以那拉为母，皇上为子，那拉亦自居之，奸党亦引伸之，于是皇上遂废矣，皇上几弑矣。试问持此议者，助成翼篡，谁能免乱臣贼子乎？……以公至诚，深辨此议，明伪临朝之非母，而篡废，则君之发其至忠至诚，弥天塞地，以复不共戴天之雠，讨篡贼而救圣主，必在于此矣”[125]。从中可以折射双方的分歧。

第四节　商务公司

汉口自立军和惠州革命党起义引致官府的高压，令本来已经在组织财政等方面陷入窘境的保皇会只好将筹划两年、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勤王运动草草收场。此事传开，各地大力捐助的华侨议论纷纷，怨言尤多。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函听到风声的邱菽园，告以“今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仆夙夜忧之，故致令停办粤局，以节糜费。……粤局但资通信之人耳，则勉今必行，惟留镜如足矣。镜实美德，宽博有谋，沈密可托，无过之者。或以湘南之综核、孝实之谨慎助之”[126]。后来港澳总局的确暗中恢复活动，但形势险恶，日益困窘。1901年2月《知新报》出版第34期后，港澳总局还坚持了一段时间，1901年4月7日康有为函告谭良：“惟今总局困甚，美中各埠绝无款到，不知何故，可告力催之；且令各款汇来澳为合，勿汇横滨，徒令事权不一，且生支离，多电费。”[127]到7月，港澳总局的活动不得不暂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