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第5/12页）

如此一来，清方勤王将帅怀有不同动机，一部分拥护当朝执政，另一部分则不认贼臣矫诏。在同一旗号下，各人目的究竟如何，扑朔迷离。上海维新党人即指责东南勤王之师的李秉衡、鹿传霖、锡良等为“东南之端、刚”[39]。章炳麟论及李秉衡、鹿传霖的勤王时，也认为：“勤王者，则汗漫兼容之辞耳，剿匪者得举是以为号，助匪者亦得举是以为号，二帅之名曰勤王，其实助匪也。”[40]岑春煊万里驰援，到京入见太后时，却自陈：“臣军临时召募，但任防守，不敢当前敌。”[41]结果奉诏驻张家口防俄。这刚好与南方维新党防止两宫西走的预谋吻合。

无论岑春煊的初衷如何，审时度势，他终究选择了“戴后”而非“助帝”。坚决拥帝反后的康有为闻讯，不忧反喜。他在家书中说：“岑云阶扈从甚有权，将来或借以作周勃，将拟遣人说之，若吾辈办事，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42]则岑的地位上升在保皇会看来是至关重要的有利之事。

汉口自立军失败后，保皇会的勤王谋略渐趋停顿，所余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争取北方岑春煊一类的同道，而将勤王分为南北两路。1901年春康有为称:

内地勤王布置甚妥，北路一面，已派多人指点圣皇复辟之举，南面一路勤王义举之谋，想主上回銮则在春间。[43]

据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第九:

驻跸太原多日，上仍求独归议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其实是时早归，赔款之数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险之各种条件，皆可因依赖圣明而无须提出，公论昭然。……而诸人因识见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为不知者十之一。此十之一，则为太后、荣、王、岑诸人也。时岑幕中有张鸣岐者，年少锐敏，力劝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词穷而不语。盖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论是非，专视多助者而助之。[44]

北路勤王最终还是议而未行。

第三节　互为奥援

庚子以后，岑春煊因护卫有功，得到西太后的宠信，成为晚清政坛的要角。丁未政潮，岑政坛失足，退隐沪上，称病不出，直到辛亥铁路风潮，才被重新启用。其受挫的要因，仍是与保皇会的关系。

勤王计划流产，岑春煊仍然是康有为心目中的一颗政治筹码。1902年7月，岑春煊调补广东巡抚，康有为闻讯，大感振奋。他说：“此人乃仆昔所荐来粤布政者，今来巡抚，极有权力，天乃与吾党一大机会。”[45]后因四川哥老会起事，清廷调岑春煊署理川督。直到1903年4月，才调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这时保皇会已基本放弃利用广西会党游勇发动武装勤王的谋略，任由岑春煊剿灭昔日的同道。一些人甚至将岑的到任视为一大契机：“岑春萱到粤西省，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颇不以为然，告诫康有为:

请夫子切勿信之。觉顿、伯纯等（觉、纯前数月日以攻夫子为事，此楚青之言，可痛！可痛）于吾党感情甚淡，捐官后万不能为吾党有所尽力也。西省人士好利若渴，近年以为吾党势力已尽，则群相攻击。及见近日商会已开，知有利可图，则又来利用矣。此等人只有置之不理可也，切勿赠以金钱。切叩！切叩！[46]20天后，又再度提醒康有为:

觉顿欲捐官，乞勿理之，其近情弟子知之甚详也。岑督不可信，周孝怀亦才智之士耳，不可靠。[47]

康有为并未采信徐勤的进言，仍与岑春煊有所联系。康有为到香港后，招康有仪往见，后者命其子同和赴港收账，

偶见其座上，有假冒岑督致彼之公文一角，盖必伪托，以欺外埠商人者。其见和到，旋检而匿之袖里……仪是时寄居港栈，而来往于南洋者甚众，果闻有康党伪托岑督劝捐之公文，行骗各埠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