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第4/12页）

义和团期间，清政府为应付内外乱局，于6月17日、20日先后谕令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驰赴京师。7月，京师形势吃紧，清廷于4日、12日、25日以及8月8日、13日，连续诏令各省勤王之师兼程北上，星夜驰援。[31]除一般性号召外，还向袁世凯、马玉崑、李秉衡、鹿传霖、张春发、刘永福等发出专门指令，也有个别官员主动统兵北上。

然而，各地的文官武将多徘徊观望，等待局势的变化。如江苏巡抚鹿传霖“闻乡里大扰，族之长幼均被屠。于是在抚署内大哭，誓与拳匪不两立。遂借勤王美名，力请开缺，克日帅羸卒北行。至河上，闻乡里无恙，遂逍遥不进。闻者皆非笑之”[32]。广西巡抚黄槐森等人因行动不力，还被清廷严旨申斥。而岑春煊却义无反顾，行动神速。甘肃于6月26日接到6月20日清廷着各省分兵驰援京师的上谕，当天岑春煊即率兵启程。[33]他后来自炫其不顾陕甘总督魏光焘的阻拦，率省马队二旗先行，又不待马队齐集，先率卫队数十人，自兰州取道草地沙漠，忍受种种困苦，昼夜疾驰，赶赴京师。所部是为数不多先期到达京师的勤王军，其余各地的勤王之师，多在两宫西幸后才陆续赶到太原或西安。

岑春煊迫不及待地挥师勤王，目的究竟何在？辅助光绪收回政权的可能性并非子虚乌有。康有为号召勤王之初，曾致函同门简朝亮，请其出面鼓动两粤草茅之间的义杰之士，合众勤王，“出湘桂疾卷武昌，长驱河朔”。其时简正为讼事缠身，托康设法，康告以“讼事之案已托岑云阶方伯为之昭雪，并嘱其延访”[34]。这不仅从侧面印证康有为举荐岑春煊破例任广东布政使之事，还表明双方在政变后依然保持联系，互为利用。

义和团势盛以及联军入侵，中国社会空前震动，各种势力纷起因应，试图按照自己的政见和利益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从而大范围冲击了因循守旧的政治风气，促使朝野各种势力相互联系，谋求合作，以挽救危局，振兴图强。新党士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经元善、汪康年等人函电纷驰，游说各省督抚兴师勤王，北上平乱。保皇会将勤王的直接目标由“清宫阙而诛贼臣，联外交而安圣主”[35]，助光绪复辟亲政，改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36]

1900年7月11日，《知新报》发表题为《论各省亟宜勤王讨贼以造中国》的论说，呼吁疆臣“驰檄各省，奔问京华，布讨贼之文，率勤王之旅，平团匪之乱以谢远人，枭贼臣之头以快天下，然后重扶圣主，复行新政，开通口岸，酌赔兵费”，是为上策，否则稳固东南，变政自立，“为平等之新邦”。如果望疆臣勤王如望梅止渴，则“望诸豪杰，期我国民，提独立之性质，振自主之精神，以鸦君阿度为归，以吐兰士哗为法，宁裹马革之尸，毋作砧上之肉，宁为特立之雄鬼，毋为双料之奴才”。

李鸿章北上途中稽留沪上，上海新党名士策划建议其急率江南兵力的半数拔队北上，剿灭“团匪”乱兵，内安两宫，外对列国，扭转危局。7月30日，14位维新党人联名由郑观应代表上书李鸿章，认为平乱局、缓客兵的关键在于“自剿北匪”。但此举“非将迭次谕旨分别其伪则不能剿，非实有可用之将，得力之兵，则虽剿而无功”。请李鸿章会商各督抚速行遴派劲兵，协筹饷项，并公举统兵大臣一人，率以北上，“不奉贼臣之矫诏”，不仅“剿匪”，而且将助“匪”为乱的将弁一律诛戮，将“不顾国家，不明大局”，“捏造诏旨，力行阻挠”的贼臣奏请正法；同时于“勤王诸将中择一明干精警而有稍习京曹情形者”，率一大队驻守西道，以防“匪党”乱兵与二三贼臣挟持两宫西走山陕。[37]李鸿章拒绝了这一请求，但在次日与刘坤一联名所上奏折中，却“冒死沥陈”了其中的一些意思，要求明降谕旨，保护外国使领和洋商教士，剿办乱民散勇，“以清内乱而弭外衅”[38]。尽管在对待帝后的态度上保皇会及其他维新党人与南方督抚明显有别，有些方面还是不乏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