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14/18页)
从兴中会方面看,虽然毕永年离去,会党首领又缺乏明确的政治宗旨,但容星桥始终支持配合林圭的行动。8月9日,唐才常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同行四人中,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曾与盟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115]他们于8月13日抵汉,由容星桥出面具保,以150两银子在汉口租界租下一处大屋,60余人合居。[116]事发之际,清军包围顺丰茶行名捕容星桥,容化装逃脱。王质甫则辗转逃回香港,岁暮,曾与秦力山在港晤面。秦赋诗唱和道:
头颅大好价三千,生不封侯死不仙。但有文章供笑柄,断无毛雨焕奇妍。我身欲葬曾无地,君算成胸别有天。沦落莫添同病感,众生普渡在来年。
血战成红热大千,又从徐福访神仙(时将重游日本)。八千弟子能无恨,五百童男别有妍。铸铁铸金难铸错,知生知死不知天。嗟君险阻今尝遍,已到文候十九年。[117]
既有对自立军失败的慨叹,又表达了愈挫愈奋的决心。
史坚如与自立军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在兴汉会成立前夕,经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介绍,他认识陈少白,加入兴中会。听说哥老、三合、兴中三会合并成立兴汉会,他感到“非常欣快”,借名与宫崎寅藏、陈少白同船北上,到上海后由唐才常托人携往两湖,观察哥老会实情,“建立亲密的关系,为日后打下基础”[118]。抵汉皋后,游览形势,与湘鄂会党豪杰志士周旋,莫不倾结。[119]随即又与张尧卿、容星桥等赴日拜晤孙中山,奉孙之命深入长江联络会党[120],在华中活动数月,然后由上海转赴香港。[121]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曾到在澳门《知新报》任职的东亚同文会会员松冈好一寓所,与之纵谈唐才常之死,慷慨悲切,十天后即谋炸德寿,毅然赴死。[122]
容星桥、王质甫、史坚如以及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的行动表明,兴汉会在汉口自立军中始终发生重要影响。自立军不仅是与保皇会关系密切的自立会的武装,也是与兴中会结盟的哥老会首领的武装,兴汉会的功能作用并没有消失。因此,孙中山准备亲自参加中原大举,决不是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与王质甫等人协调一致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是两年以来联合大举计划的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孙中山组建兴汉会,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几乎使之发生实际效用,将兴中会的活动与革命风潮推向长江流域。考虑到保皇会坚持以两广为重心,对长江流域并未切实支持,以及各方各派的分歧纠葛,如果起义成功,自立军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兴中会与兴汉会的组织影响至少具有与勤王口号及财政空头支票的蛊惑作用相抗衡的支配力。
注释:
[1] 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5号,1985年10月。赵军的译文载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据译者附注,刘望龄、严昌洪根据所附照片,对个别原文的解读提出了若干改动意见。
[2]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4集,1986年。关于照片所影诗词的判识,拙文《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和所承担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相关部分,未经本人最后校对,手民之误甚多,后来在《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9)》,1992年10月)中予以纠正,收入《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时再次校改。同年刘望龄撰《日本对阳馆所藏兴汉会史料补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近代中国论集》,第137—158页),对上村希美雄著、赵军译《从旧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和《孙中山年谱长编》中的有关错漏予以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