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13/18页）

这两人年长位尊，但不通文墨，实际负责的是张灿。张“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99]，“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100]林圭称其“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向孙中山力保，请其用而不疑。[101]谭翥亦为“江湖豪杰中甚热心任事者”[102]。辜人杰更是自立会在南京的关键人物，“在武官方面，由辜人杰作中介，联络了杨金龙、赵云龙等，使之为自立会的事尽力”[103]。当时会中人戏称之为“五省钦差大人”[104]。他们不但没有脱离自立会，而且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担负重大使命。自立军兵败，谭翥就义于长沙，辜人杰在江宁自首，被押解到湖北处决。[105]李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狱中。柳秉彝、李堃山则下落不明。[106]

一些会党首领在筹备自立军起义的同时，继续为兴中会办事。七八月间，张尧卿曾协助文廷式到长沙“办孙革命党的事”[107]

。可见兴汉会成员参加自立军，不等于倒向保皇派。自立军失败，张尧卿曾助清政府诱捕师襄。[108]1900年12月22日刘坤一复谭钟麟函称:

承示富有票匪张尧卿、易敬臣、李和生三人，现在上海投诚，拿获盗匪数名，并帮同诱获大头目师中吉以自赎罪。旋因湘、鄂饬缉甚紧，密电余道将该三人镣钉解宁监禁，听候迎提，一面据该道禀转电香帅、廙帅为之乞恩。嗣得廙帅复电，免其解湘，始行释回上海，仍交余升道督拿要犯，此时未便再由敝处拿解，有失大信而碍政体。如经湘省续获解到江宁，谨遵台命，即饬沿途水师递护，以免疏虞。[109]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所收“□翘生”的三封来函，当为张尧卿所写。其中第二函提到：“昨师中吉之事，如此办法，时懍冰渊，欲去不行，欲留不得，进退维谷，如何如何。”

张尧卿此举，别有隐情，有关资料，还有不少难以解读的情节，似不能简单地目为降清。他关注的是如何让带来沪上的十余位同党逃往香港和日本，“惟现在香港、东京，均未奉到回信”[110]，所带诸人又来沪日久，举目无亲，难以支持。无奈之下，除了求助于汪康年，也与史坚如被捕后牵连保皇会一样，利用革、保两派的矛盾，以换取多数人能够脱离险境。所以张尧卿并未因此而免于清廷追究，“屡被捕入狱，屡以计脱”[111]。辛亥后出狱，一度鼓吹反袁革命。

在自立军中，林圭与唐才常的政见不尽相同。秦力山说:

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其实林无时无刻不欲出唐之范围外，因其组织多近于美国制度，与唐每多冲突。唐终不化，屡掣林肘。唐于会中，几激成内讧，林又起而调和之。[112]

林圭的态度：一是出于宗旨分歧，二是受毕永年、容星桥等人的影响。他在汉口寓所内陈列《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之路》《社会平权论》等书籍，“有同志来访，则相与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意气甚激昂也”[113]。

唐才常长期活动于上海，起义前夕才赶赴汉口，对自立军只能给予有限的经济资助。组织活动方面，林圭主要依靠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这无疑会加强其与兴中会的联系，而削弱唐才常的影响。至于保皇会的间接作用更形微小。保皇派事后的记述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对自立军的控制力，而革命党则想回避与维新派合作“上当受骗”的事实，更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结果造成错觉假象。平心而论，尽管哥老会员一般“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114]，由毕永年精心挑选出来参加兴汉会的人表现还是比较好。可惜他们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会众，使林圭难以统辖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