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第7/32页）

正气会两派的分歧摩擦，并未因国会的成立而消除。双方的矛盾，不仅一直妨碍彼此间有效的协调合作，而且最终导致国会瓦解。井上雅二曾叹息道:

要而言之，议会之始，康、汪两派之间，互有阻隔，且于经费甚支绌，竟因是迟迟迁延时日。及至唐等之败，而两派之间遂截然分途，不能化合。夫两派既经破裂，则议会亦由是散耳。[58]导致两派矛盾的主因，通常认为是宗旨不合。关于国会成员政见与方略的差别，亲历其事的章炳麟有如下记述: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排满]，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文廷式]欲藉力东西，铸万[唐才常]欲[翁同龢]、陈[宝箴]坐镇，梁公[狄平]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59]

章氏从排满的角度立论，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60]。因不为同人接受，愤而退会。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指责“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61]。

不过，这种分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孙宝瑄稍后曾对革新势力加以区分，他说:

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62]如此，则排满不等于革命。孙宝瑄与章炳麟争论满族当逐与否，认为:

枚叔深于小学，力持逐满之议，以夷狄为非人类，谓《说文》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然向来人多称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称东貉者殊少。如以东夷而论，则《说文》夷从大，大，人也，不得与羊犬虫相比。又云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满洲处东方，正是东夷，则自古称仁人，称君子，岂在当逐之列乎？余素无种族之见，因枚叔善言小学，严种类之辨，故即据小学与之争。[63]

并函告章氏：“法果变，公再谈逐满，当以乱民相待。”上海新党闻知，“皆哗然”，谓其“改节，贡媚朝廷”。其实孙、章私交甚笃，在学友之列，章氏断发之后，两人仍时相往还。这一次章颇震怒，示意绝交，而孙则表示：“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

孙宝瑄戊戌后虽由主张民权退到君宪，但对清廷的变法并不轻信，曾与王修植讨论政府变法而不变心术之故，指出：“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法变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64]，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叶景葵说，孙“佩太炎之文学，而反对其逐满论，但未尝不主革命。尝读《明史》，谓如王振、汪直、刘瑾、严嵩、魏忠贤之跋扈，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倘兴晋阳之甲入清君侧，即并暗君黜之，亦无愧于名教，病在胶执程朱之说，拘守名分太过”[65]。联想到国会成员易顺鼎早在甲午之际就提出不惜诉诸兵谏、废立以图救国，其革命概念虽由古训，毕竟不拘泥于保皇，更不是一味维护清朝统治。

汪派的另一要人夏曾佑也认为

夫逐满之说，谓满不同种乎？则满亦黄种也。日本可联，安在满洲不可联？谓满愚民之政乎？则愚民者我之旧制，不创自满人也。谓满为曾暴吾民乎？则革命之际何人不暴？既不能因朱元璋而逐淮北人，因洪秀泉[全]而逐广东人，而独逐满，亦非持平之道矣。[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