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第5/32页）

其实，胡文所引宋恕等人的记述，已清楚表明正气会成立于1899年底。如海州黄受谦于1900年1月初致函汪康年，告以“海上新创正气会，睹斯会，心焉喜之，特未知宗旨耳”[31]。宋恕1899年12月30日与孙仲恺书称：“丁中丞之公子字叔雅者，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立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弟力谢之，不敢列名。……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未知诸君之肯从忠告否也。”[32]由此返观宋恕日记摘要各条，己亥（1899年）十一月下旬，“汪穰卿送正气会章程来，我不敢入会”。实为记述该会的成立。十二月初九（1900年1月9日），“候穰卿，劝勿开正气会，以免风波。同日，候石芝（欧阳柱），石芝所见与我同”。应指劝告正气会不要继续活动。至于其庚子正月廿三日（1900年2月22日）在“绳正学堂大会，始识丁叔雅”，并未指明此会与正气会有何关系。

宋恕生性畏怯，不敢列名反对立储通电，与唐才常、丁惠康等又不熟悉，他于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认识唐才常，整整四个月后还是“得见尚希，其深未悉”[33]。加上日记仅存摘要，所记只能反映他本人对正气会情况了解的程度，而不足以确证正气会的组织活动。况且他既不赞成立会，似不会出席正气会的成立大会。胡文力图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著述的谬误，但片面从宋恕的角度立论，不免矫枉过正，反倒难以辨清事实。后来廖梅依据井手三郎日记，确定正气会的具体成日期应为1899年12月24日。[34]

正气会成立不久，唐才常、汪康年两派就发生摩擦。[35]该会依会章选举汪康年为会长，实权却握于唐才常之手。井上雅二稍后忆道:

去冬兴起正气会，汇集四十余人，汪康年为会长，不任办理之事，实权差不多集于才常一人。[36]

唐才常既握实权，又得到邱菽园的大笔赠款，避开汪派，暗中从事内圈的活动，令汪康年感到不快。1900年2月11日邹代钧致函汪康年：“公在沪既无意趣，虽不因人言而离沪，又何不自为而离沪？”[37]汪康年开始打算另立门户。3月12日，夏曾佑从安徽祁门函询：“公与浩公私之计若何？正气全[会]无恙否？更别立会否？公有他图否？”以后又迭函询问：“别会成否？中有西人，则有宗教可淘气耳。”“正气能又摇身一变否？”[38]

五六月间，远在四川的周善培辗转接到汪康年3月底的两封来信，对于“正气不张，不幸如仆往日所料”，大感“太息”。并说：“仆于四川叹其孤立，然见君辈之龃龉，则孤立者又仆之幸也。”[39]这时两派的冲突已经表面化，唐才常平息不了人多势众的江浙派的不满情绪，干脆将干事长的位置让给江浙派领袖之一、性喜任事的叶瀚，集中精力筹划自立会和长江大举。于是汪康年等改变初衷，试图在东西外人的帮助下，改造扩充正气会。[40]

经过正气会时期的角逐，中国议会成立时，汪康年一派乘势抢占上风。他们在上海活动已久，交游甚广，彼此间有着同乡、同窗、同年、同僚、同宗、姻亲、世交等多重社会纽带关系，结成连环相扣的大网，不仅对沪上士林举足轻重，而且广泛结交往来于上海的各省新党志士。国会核心成员中，汪有龄、汪立元是汪康年的同宗（一为族叔，一为族弟）；叶瀚与汪康年同乡，少年时结识汪康年的表弟夏曾佑，又与汪康年为挚友，1894年由汪康年引荐，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与陈三立、邹代钧、谭嗣同等深相结纳。1897年在上海与汪康年等筹开蒙学会，创办《蒙学报》。[41]孙宝瑄也是汪的同乡，曾任《时务报》撰稿人，戊戌前，他和另一干事胡惟志与汪康年、宋恕、梁启超、谭嗣同、吴嘉瑞等自比竹林七友。[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