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4/25页）

对于上述计划，梁启超略有异议。他虽称“此诚第一著”，但“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着”，主张“必先取粤”[17]，以立根本，壮士气，开新府，示文明，办外交，防止孤军深入，列强干涉，尽早打出新政权的旗帜。考虑到保皇会人力财力有限，而广东准备不足，梁启超接受几位美国人的意见，提议用百万筹款之半数招募菲律宾散勇，以图广州，收“大壮军容”[18]，节省费用，“东西兼顾”，“不分翼军之力”[19]的奇效，与原定方案相辅相成。为了抓住这“第一绝大机会[20]，梁启超一面亲自物色人选，一面请容闳出面接洽。此外，他还通过叶湘南、罗普等人向柏原文太郎、犬养毅打听，能否雇佣500名日本将士，携带武器，由港取省。[21]

其实，康有为和澳门总局对广东另有一番部署。康有为后来称:

向者长江之事，付之绂丞；广西之事，付之羽异；广东之事，付之井上。此当时鄙人苦心精择，而后以大事托之，推心信之。绂丞，唐才常；羽异，陈翼亭；井上，应为梁炳光。[22]，以及各地的会党绿林，并争取由潮汕赴新加坡考察的丘逢甲“归统”，“并与版合成一军”[23]。1900年3月，康有为和来访的容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发出试探：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24]其意并不专指汉口，而是从两广发动的整个勤王起义。

当时陈翼亭准备起自南关，而负责广东军务的梁炳光则抵达香港，要求在总局的援助下采取行动。梁启超迭函康有为和澳门总局，请以经营内地为头等大事，尤应注意广东。他认为：“今日事势之迫，已到极地，刚等所谋，岂尚能迟。”“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准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并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与刚、智协办”，“以全权交此四人最善，即不然而会款所得，亦必当接济刚、智”。[25]

但是，澳门总局为“取粤”而“养侠”，“故杂进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26]，造成财政匮乏，“不惟无以应之，而来函并不将此事原委详陈长者。长者欲为布置，不知澳门存款若干，无从遥断”[27]。后来更具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28]。康有为大为震怒，严厉申斥。他本来就认为徐勤“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只因王觉任母病归省，梁启超又极力举荐，不得已让他暂时承乏。徐被逼过甚，要求辞职。到六七月间，康有为“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29]。

这时保皇会自觉实力有限，总体战略虽以直捣京师为目的，但具体行动方略还徘徊于第一阶段的取粤或取桂，作战意图只决定夺取武汉后顺江而下攻金陵，下一步行止则无定议，直捣北京恐兵力不敌荣禄的武卫五军，又担心俄、英、法等国趁机插手干涉；“若先画江以待力足”[30]，则光绪危在旦夕，难以救急。为了摆脱两难境地，梁启超托人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协商：“我师若得武昌或南京之后，隈、犬之力能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胁和，使还我皇上否？”[31]以勤王军为倚靠，而引外强为奥援，双管齐下。

关于正月发策后的战略方向选择，康有为后来对梁炳光解释道：所定专意湘桂之策，

足下南来时，亦曾谋告，而足下以为然，岛公亦然之。不幸孔青南关事泄，故迟延少有支离。至五月时薄伐不成，仆又决策，主将所有人才饷项兵械，尽从事于西。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盖欲聚而致力于西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