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3/25页）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值兴汉会成立，红叶馆送别，正气会筹组之际，“正气会之宗旨，以纠合爱国正气仁人君子为主，此虽空空漠默之主意，然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其合群”[8]。唐才常正是有了合群大举的基础，用力于南北的分别，才将专意湘桂改为经营六省，因为湘桂是北上勤王的要道，而六省则是南方立国的根基。康有为说唐才常支持其战略决策，未免曲解人意。

康有为对清廷所抱的万一期望自然会破灭，盼来的是当朝执政不断加紧迫害维新势力，密令各地搜捕保皇会成员及其亲属。1899年12月20日和1900年2月14日，清廷两度发布上谕，悬赏银10万两捕杀康、梁，又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储。保皇会明白双方的矛盾已至生死存亡，感到危机日迫，时不我待，非速以武力大举，不足以救燃眉之急。1900年1月底，康有为离开香港，移居新加坡，为了便于其遥控指挥内地的勤王行动，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便办事”[9]。

康有为所说的“去年决计用兵”，具体而言是“自正月发策”[10]，即1900年2月才决定用兵方略。按照唐才常的设想，长江、珠江应同时起兵，而后者由保皇、兴中两会共同发动。康有为否决了这一计划，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部署。其基本方针，如所定《勤王行师议》:

除别有所图经营外，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焉。[11]尤以广西为勤王正军的发难之地。

为了实现该计划，保皇会全体动员，由康有为坐镇南洋，率梁铁君、汤叡（觉顿）组成指挥中枢，背靠侨商邱菽园等；梁启超、梁启田（君力）主持美洲、澳洲华侨的捐款事务；罗普（孝高）、黄为之、陈国镛（侣笙）、麦孟华（孺博）、麦仲华（曼宣）等驻东京，负责购械运货，兼向日本朝野寻求援助；容闳办理外交；徐勤（君勉、雪广）、王觉任（镜如）、叶湘南（觉迈）、陈士廉（介叔）、韩文举（树园）、欧榘甲（云樵）、刘桢麟（孝实）、邝寿民、何树龄（易一）、何廷光（穗田）等驻澳门，与港商何东（晓生）合作，协调内外；梁炳光（子刚）、张学璟（智若）经营广东，陈廉君经营梧州；长江流域由唐才常、狄平等在上海主持调度，以为响应，大有一鼓而成之势。

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具体方案不断有所调整，贯彻主要战略意图的决心始终摇摆不定。最初，康有为认为：“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因为广东“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其难在“许应骙党羽颇盛，而又有李鸿章为之督”；福建官场人才绝少，帑项支绌，只要能招抚南北洋海军管驾，招募湖南游勇，拥立有声望者，亦可号令下属。[12]不过，康有为言及福建，多半是敷衍邱菽园，其心目中理想的发难地还在两广，而具体部署则有东西倚重与两粤并举的权衡选择。

康有为自称：“仆前后俱注意于西（自正月发策），而以江、粤展转相牵，西事未成。”[13]的确，保皇会一开始便注重广西，其“所最足恃者，为南关一路，以为正兵，道桂、湘窥鄂”[14]。所谓南关一路，指广西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15]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四章《广西两革命家》称:

聋翁陈氏，广东人也。明治二十三年（即光绪十六年）予与彼会于上海之客舍，身长六尺余，眼光如炬，无一言苟且，举动甚沉重，盖革命中之极有手段者也，驻广西南关□□，方今南清所沸起之乱匪，或即彼部下之壮士欤？[16]康有为对其极为器重，委以专办广西军务以及勤王正军主将的重任，让他率部取道钦廉入桂，与龙州、梧州、思恩等地会党游勇配合，攻占桂林，进袭湘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