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第4/9页）

袁世凯推动五大臣出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在这里，他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根本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这是一种既保留皇帝，又颁布宪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政治制度，是日本明治维新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日本能够迅速崛起的终极秘诀。发现这一点之后，老梁办起了《新民丛报》，由于从报纸的撰稿、编辑到出版发行都是梁启超一个人，是老梁自己的媒体，所以也可以称作他的“自媒体”。梁启超的见识和文笔还是不错的，有分量的文章基本都是出自他之手，所谓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的政治必然，大力弘扬和普及君主立宪知识，这些文章再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到大清国内，大家终于发现了一个事实：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中，只有大清和沙俄不是立宪国家了。作为君主专制的帝国，无论是沙俄还是大清，它们的黄金时代都过去了，却还要携手一起，与世界潮流为敌，互相依偎，互相安慰，却在安慰中更加落伍于世界，直至都在国内满目疮痍。面对革命运动的暗流，看来大清需要首先做出改变，进行一场真正适应世界潮流的根本性变革。

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发展成了“立宪派”，他们呼吁朝廷参照日本模式实行君主立宪，这些人包括国内外的留学生、东南沿海的实业家、士绅以及个别朝廷官员等等，从这个时候起，当年的“维新派”终于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共同的奋斗方向，以前只知道要“变法”，到底如何变，那是各有各的说法，康有为和梁启超也经常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一天一个想法，而现在终于发现了打开大清改革之门的那把总钥匙——宪政。这是很不容易的，它经历了戊戌变法时期的失败，经历了失败后的流血，经历了流亡海外，此时的康梁也许才发现，对于一件从没干过的事情来说，第一步也许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能不能首先提炼出一个明确和具体的目标。

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之乱，朝野上下的“救亡”危机进一步加重，慈禧推行新政，袁世凯成为改革的带头人，成绩令人瞩目。1904年6月，民间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大实业家张謇给老袁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在朝廷出面推动立宪，张謇很清楚，虽然立宪的思潮和舆论已经很热，但如果没有朝廷实权人物的推进，那也只是思潮和舆论而已。

老袁的回答令人意外：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尚须缓以俟时）。

袁世凯在等待那个时机，那个对于朝野来说“救亡”危机最严重、民间舆论也最强大的时机，这就是日俄战争的结果。此时日俄已经开战，俄国和大清一样，都是君主专制国家，日本却是学习的目标，如果日本取胜，立宪国战胜了专制国，说明君主立宪确实要比君主专制“强”，这对于一直饱受洋人欺负的朝廷来说，将是不小的震撼，也无法拒绝这样的学习。

一年之后，1905年6月底，日本战胜俄国已成定局，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实权大臣没有一个不谈立宪。地方上，以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代表，他奏请派考察团去国外考察学习。朝廷里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代表，这位平时看上去有些保守的清流派大臣，竟然更猛，奏请慈禧派他亲自出国去考察学习，其他如御史赵炳麟等人也纷纷奏请立宪。这时候，一直“稳坐钓鱼台”的袁世凯才出手了，他奏请慈禧先派皇室亲贵出洋去“考求政治”，等考察回来之后，太后可以根据考察报告再做决定。

袁世凯不愧为老谋深算，派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去，慈禧才会放心，而他并没有特别提到日本，而是认为应该去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学习，这才有“大国风范”。慈禧批准了，老袁当即让直隶总督衙门出了十万两白银，在地方督抚中带头解决了出洋考察的经费问题，要知道朝廷是没钱的，老袁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发挥了他实干的作风。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推动立宪，老袁虽然动作比较慢，但他比任何人都具有坚定的决心，这种决心来自于他的自信：在朝廷，只有他才能把立宪推进到底，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这项改革事关太多人的利益，台前幕后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白天黑夜都有无数个脑袋在算计，必定比在直隶进行的任何一项改革都要更加艰难和复杂。就他自己的官场风险来说，除了没有那个围园杀后的阴谋之外，他已经变成了当年的康有为，所以他才不能学康有为，他必须“手段灵活”，偶尔玩玩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把戏，低调做人，不疾而速，如此才有可能换来一个理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