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第3/9页）

在多种改革举措并举的情况之下，渐渐地，大清涌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城市，一个新的改革中心和窗口，它就是天津。史料有载：

1901年，天津有了自来水，而北京直到1908年还认为自来水是“洋水”，怀疑有毒而不敢使用；

1902年，天津有了电灯，又领先于北京；

1906年，天津城内建起了环城有轨电车并通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拥有轨道公共交通的城市，领先于京沪。

所有这些“西洋景”，不仅给天津这座城市带来了繁华，更培育了天津的人们遵守公共秩序和交通、讲究公共卫生等初步的公民意识。正是在得大清改革风气之先的基础上，老袁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大动作——地方自治试验。

所谓地方自治，不是不要中央，而是用法律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更重要的是，自治是指“民治”而非传统的“官治”。公共事务由人民通过并监督当地官府去治理，而不是依赖官府，这就难免要搞搞选举、参政议政之类的事情。总之，地方自治可以看作实现宪政的基础和根本途径。

对这个破天荒的事情，老袁十分重视，在1906年正式启动之后，他先是派人专程到日本学习取经，等他们学习回来后，再派到各个县乡村落，把选举的好处和办法编成白话文，在村头张贴小广告，还要编成顺口溜和戏文在庙会上唱大戏，挨家挨户宣讲，告诉百姓们选举于国于民于己有什么好处，动员他们参与选举。老袁还特意交代这些宣传人员：你们要向老乡们讲清楚搞选举原本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利，不是朝廷又一次摊派下来的某个任务。看来老袁也很清楚，大清的老百姓们实在是被摊派怕了。

一年之后的1907年，天津首先开始选举。40多万人的天津府先推举了2500多名议员候选人，再正式选出30名议员，包括正副议长各1名，组成“民选”的天津议会。这个从民间选举出来的机构，和天津府是平级的，根据规章，它可以监督天津府行使权力的状况，与天津府共同管理天津的地方事务。也就是说，老袁的选举已经搞到了府这一级，袁世凯专门派人祝贺：“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国前途贺！”

应该说老袁的这次地方自治试验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事先不断造势，但老百姓看热闹的很多，真正参与的较少。很多场次的选举最后还是沦为多被士绅和富商操控，这并不是袁世凯愿意看到的，但乡村的势力一直由士绅把控，除非老袁自己下去当村长，否则他们一定会让选举变味，老袁一时也无能为力。我们还是要为他的这次尝试和破冰鼓掌，到1911年，大清大部分省份都纷纷依据老袁的模式和经验，把选举推广到乡一级，成立了乡议会等基层民主选举机构。

尽管很有瑕疵，但老袁并不知道，自从洋务运动以来，改革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是城里的事，甚至只是通商口岸的事。袁世凯有效地将改革贯彻到农村一级，他应该是千百年以来，仅有的把最核心的政治权力意识和最基本的民主意识带给了最基层、最普通的山野农夫的王朝大臣，真正有别于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等人。在乡村推广选举之前，袁世凯已经联名上奏朝廷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然后搞选举，这引领专制王朝向近代化转型的一套组合拳，也给了那些担忧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乡野子弟一个微弱的希望吧。

袁世凯并没有辜负慈禧当初的期望，他已经成为了大清“改革第一人”，在盼望改革的人们中拥有越来越高的威望，已经把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打造成大清新的改革“样板地区”，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官员慕名前来学习取经（“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津”），以先改的带动后改的，达到共同改革的目的。但是，也不得不说，老袁大部分的舞台，还是在直隶，就在天津进行选举之前，他曾经在朝廷推动和主导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立宪改革，然而，这一次的改革不仅让袁世凯焦头烂额，也将成为大清命运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