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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言官与舆论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方宗诚在《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茂荫)神道碑》中曾指出咸丰朝的政治情形说:

时天下承平久,吏治习为粉饰因循,言官习为唯阿缄默,即有言多琐屑,无关事务之要。其非言官,则自以为吾循分尽职,苟可以寡过,进秩而已,视天下事若无与于己而不敢进一辞,酿为风气,军国大事,日即于颓坏而莫之省。

言官是过去历史上一种特殊制度,代表着士大夫——统治集团的舆论,专门照顾主子和这一集团的共同利益,从旧制度崩溃以后,代替皇帝做主子的是人民,代替言官的任务的是报纸,对象改变了。自然,报纸所发扬的舆论应该是照顾人民的利益。然而,今天的情形依然和咸丰朝一样,方宗诚的记载依然适合,试转为今典:

时天下乱离久,吏治习为粉饰因循,官与民争利,军需民为卫,幅壤日窄,而衙署日多,诛求之术,日精月进,梏桎之法,如环无端,钞币日增,民生日困,而报章习为唯阿缄默,巧为圆融傅衍之说,即有言多琐屑,无关事务之要,其甚者则移于赇赂,惕于刑诛,不惜自绝于民,以逢迎弥缝谄媚摇尾应声之态,为妻子儿女稻粱衣食之谋,敷粉弄姿,恬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非任言责者,则自以为吾循分安命,明哲保身,俯仰随人,沉浮自适,视国家民族几若无与于己,拔一毛而不为,不愿进一言,不敢进一辞,酿为风气,军国大事,日即颓坏而不之省。呜呼!

(十六)家天下

过去国家的主人是皇帝,如今国家的主人是人民。

过去皇帝拥有大量的财富,人民挨饿。而今,人民中的少数特殊分子,拥有大量的财富,最大多数的人民挨饿。

过去是皇帝家天下,而今是少数特殊分子家天下。

“家天下”的解释是:“我的不是你的,你的都是我的。”因为不论皇帝,不论少数特殊分子,所有财富的来源都是取之于民,然而,都不肯用之于民。

皇帝的故事,试举一例。

1618年,建州族努尔哈赤起兵,政府无钱增兵,《明史》说:

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

户部只好取之于民,普加全国田赋,亩加三厘五毫,第二年又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通前后增加九厘,增赋银五百二十万两。

1619年军事局面危急,政府负责人杨嗣昌向皇帝呼吁:

今日见钱,户部无有,工部无有,太仆寺无有,各处直省地方无有。自有辽事以来,户部一议挪借,而挪借尽矣,一议加派,而加派尽矣,一议搜括,而搜括尽矣。有法不寻,有路不寻,则是户部之罪也。至于法已尽,路已寻,再无银两,则是户部无可奈何,千辛万苦,臣等只得相率恳请皇上将内帑多年蓄积银两,即日发出亿万,存贮太仓(国库),听户部差官星夜赍赴辽东,急救辽阳,如辽阳已失,急救广宁,广宁已失,急救山海关等处。除此见着急着,再无别法。(1)

话说得恳切到家,声泪俱尽,可是结果还是“我的不是你的”,辽阳、广宁等军略据点相继失守。

三百三十年后的中华民族的主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最穷最苦的人民都已尽了最大的财力的、人力的贡献,公务人员的收入,照比例已经贡献给国家百分之九十六了。然而,富人地主,以及资本家呢?三万万美金以及更多的南美洲的存款和产业呢?

取之于民而不肯用之于民的历史教训,1644年的朱明政权倾覆,和当时朝官显宦勋戚富人的被夹棍、板子挤出几千万匹驮马的金银,终于不免一死,得罪子孙,贻羞青史,是值得穿针孔的人们多想想的。

(十七)主奴之间一

奴才有许多等级,有一等奴才,有二等奴才,也有奴才的奴才,甚至有奴才的奴才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