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12/13页）
专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对别的专业而言，他们也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这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成为惯例。拿中国科学院来说，在当时的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主持下，学部的权力被架空，各研究所的科学家所长也纷纷靠边站，从上到下，都改由各级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党的干部来领导。如果外行领导尊重专家，能够听取后者的意见，那么，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并赢得科学家的敬仰。但他们之中，更多的是那种不“怕教授”、不听取专家意见的。他们在“大跃进”时瞎指挥，导致极大的破坏。1962年召开广州会议时，科学家对此多有控诉。
之后，贯彻“科学十四条”，外行领导变得谨慎了一点。再后来，进行“文革”，又有大批外行领导不顾科学规律瞎指挥，搞些批斗科学家，把大学办到山沟里，让科研单位开门办所、面向农村等举措，造成更大、更长期的破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老干部逐渐“退居二线”，一线干部逐渐“年轻化”、“专业化“，中国的科学技术界也逐渐由具备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来管理。20世纪90年代后，那些身居管理岗位的人，往往有教授、研究员之类的头衔，可能还接受过管理方面的培训，甚至有相关学历、学位。作为内行和管理专家，他们是否就能把科学技术界管理好呢？人们实际看到的是，科学文化匍匐于官场文化之下。也许这些人曾经是业务人才，甚至是业务尖子，可一旦他们进入官场，就为官场文化所左右，就不再具备独立学者的操行。
所以，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该由外行、内行或管理专家来管，而在于是否要集中权力和资源。权力和资源集中，上层管得非常多，带来的后果是，累了上层、苦了基层。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放权。在使用掌有的权力时，管理者不可任性，而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科研人员自主，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虚心学习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建立、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近代学术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研人员能够自行处理绝大部分与科研有关的事务，仅仅个人及基层机构做不了的少量公共性的、重大的事情才提交上级处理。这既能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又能给上级省掉很多劳累。如果只管大政方针，只指引大的方向，只是在资源配置方面有所倾斜，在资助方向上有倾向性，领导会比较轻松，而获得了充分自由的科研人员，则必然能产出更好的成果。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15年第3期，第7—21页，原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以生物学部为例》；电子刊物《知识分子》于2015年11月9日重发，更名为《中国科学的领导权问题：以生物学部为例》。
薛攀皋：《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定位——政务院主管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见薛攀皋《科苑前尘往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9页。
薛攀皋：《中国科学院与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见薛攀皋《科苑前尘往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9页。
杨森：《从胡先骕先生的几件事情看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院史资料与研究》2001年第1期，第50—52页。
龚育之：《陆定一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学习时报》2006年8月28日。
薛攀皋：《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科技日报》1993年11月14口、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