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参谋人事管理（第3/4页）

10月26日，我奉军政部何部长敬公电令：已奉委座核定我为第三预备师师长（我未进陆大前曾任过第四师师长），即日往南京报到，当晚邀集二三同学商量如何担当这一个新的任务。因为第三预备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并非现成建制，要从头组织起来，颇不简单，复值抗战初期，困难必多。经过一番研讨，初步决定组织计划和训练方针，邀请数位同学相助，翌日呈报学校当局，傍晚与已约定的同学唐云山、徐笙、曹天戈、毛景彪、蔡文治等，同离长沙，向南京进发，并拟定唐为副师长……徐、毛、曹、蔡等，则拟分任参谋，他们都年轻优秀，阶级又相等……到达南京，先后晋谒委座与何部长恭请训示，并请调委各级军官，指定拨兵管区，及武器和装备的需求。[62]

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参谋阶层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胡宗南的干部中，不少是出身陆大，其中许多即是由同学关系介绍而来。如1940年，胡宗南的侍从参谋侯声自陆大特别班第四期毕业，向胡签呈介绍张汝弼、张观群、马毅志、慕中岳、梁文铁、宋质坚、佘辉庭等十余位同学，经胡宗南先任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将高级教官，经过考核，先后分派为各军、师参谋长。胡部驻重庆办事处长程开桩，1942年自陆大特别班第五期毕业，也曾介绍许多同期同学至胡部工作，如谢齐家任西安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63]

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即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64]

学缘关系不仅是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基础。例如民国以来的川军，派别众多，其中“速成”（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为最大的“学系”，至于“军官”（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可称为“准学系”。论者以为，民国时期四川二十年内战，数百次交锋，自始至终贯串一“学系”之争。[65]又如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有些期的学生特别团结，甚至在毕业前即约好特定的电报密码，作为日后联络之用。因此在中央军中，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虽各成集团，但他们下面的陆大十一期毕业生，彼此之间却电讯常通，联系密切，[66]本身虽未成一系，但是却成为各系之间沟通的桥梁。

第三，旧属：我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军界也不例外。各机关、部队每有主官调动，参谋人员也随之更换者。如此不但影响业务的推进，同时也不符合参谋任用的规定。[67]

第四，地缘：北洋时期，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即为同乡。国民政府时期，军中引用同乡作为干部的现象，以地方部队最为显著，如战前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于闽变时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兼总司令，其下统辖的五个军长中，即有三个是罗定同乡，总司令部的处长以下官佐，更是不胜枚举；对于同乡以外的粤人，尤其是外省人，则疏而避之。[68]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参谋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一般说来，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为主，而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事、学生的情形较多。如胡宗南集团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69]

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