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升迁调补（第4/7页）

一般说来，中央机关和部队较遵守法规，因此人员升迁所受到的限制较多，地方部队则可不按规定办理。如地方部队保送至黄埔就读者，毕业后返回部队，升迁每快于在中央军事机构或部队的同期同学。[74]地方部队甚至有升迁全无标准者，如马步芳在青海即任意行事，有时将部队里的传令兵、勤务兵一类的基层人员，骤然提升为带兵官，担任重要的职务；有时又将带兵官降为传令兵或勤务兵。[75]中央机关和部队在升迁上虽然也有庇护亲族的情形存在，但是较地方部队为少。新官带着大批人马上任的情形已不多见，军政要员如有意提携其军中的子弟，也会采取较为间接的方式，先在教育上作较长期的投资，替其子弟取得较强的竞争条件。战前美国驻华武官对此种现象，即已有以下深入的观察：

中央军中仍有一些任用亲属的情形存在。一个人可能因其父亲为军长而二十五岁即升至上校，但是此种恶习已较过去为不显著——或许较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为不盛行。现在如果一个将军希望他的儿子在军中发展，会让他先出国接受军事教育，最好是到日本，以便在毕业后即有资格升至校官。[76]

至于士兵阶层的升迁，依规定新兵入伍即充二等兵，于新兵教育完成后，择其成绩优良者，得依额晋补为一等兵。一等兵受初等教育完成后，其成绩优良者，得依额晋补为上等兵。一等兵及上等兵曾受有初等以上国民教育，并在队内受过候补军士教育，或在队外受过特别军士养成教育，其成绩优良者，得依额晋级下士，下士晋级中士、中士晋级上士亦同。[77]在战况激烈时，由于下级官兵伤亡大，以上各项资格的限制，多无法遵守，士兵甚至有一日晋级数次的情形，但是在平时或战况缓和时，则晋级也非易事，尤其是“大升”——上等兵升下士，更为困难，对于列兵来说，“犹如上校升将军”，[78]1941年时，阙汉骞的第十四师中，所有的中士班长和下士副班长，仍以战前所募兵居多，士兵晋级之难，由此可见一斑。[79]至于士官的选拔方式，各单位不一。抗战胜利之初，安徽宁国一部队选拔下士采考试方式，全师各营、连均选派年轻的上等兵应试，术科测验班基本教练，较为容易；学科则为默写军人读训全文、步哨守则、战斗间十三条、步兵操典纲领，不识字者可改采背诵方式作答。[80]1947年，第一九八师补充班长，则由师部开办训练班，考选士兵中资深、识字者，予以三个月的训练，考试及格者，结业后派充中、下士班长。[81]

最后，拟对士兵升至军官的机会，略作探讨。北洋时期，由于各地军事学校的毕业人数过少，在数量上无法满足对于军官的需求，加上当时军队组织的阶层化尚不严格，军事学术又不发达，使得士兵升至军官的机会因而增加，有些甚至得以升至高位。[82]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全国的军官中，出身行伍者几达30%。根据战前的一项观察，行伍军官中文盲所占比率高达一半以上，而这些不识字的军官在此时至多仅能升至尉级军官。对于那些年纪尚轻而有志向上发展的中、下级行伍军官，政府则于中央和地方开办了一些训练班队，为行伍军官提供了一条升迁至校级军官的管道。[83]例如中央军校自1932年起设立的军官训练班，召训的对象即为各部队选送的初级行伍军官，训练的期限为半年，结训后发还原单位服务。[84]

抗战爆发后，中、下级军官消耗大，于是行伍军官所占的比例乃再度增大，其中约有一半在战时曾接受召集教育。抗战后期，战况较为和缓，中、下级军官需求减小，国军乃缩减机构，提高干部的素质，对于连、排长也开始要求以军校毕业者充任，使得一般士兵升为军官的机会大为减少。[85]根据一份《广州市陆军在乡军官会员名册》，收录有1947—1948年广州市现役及退役军官2 500人，其中军校毕业者约有330人，而出身行伍的军官，在此时多已退伍，显示出此时由行伍升至军官的机会，已是十分的小。[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