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免（第5/5页）

在传统中国，保举原为科举以外的特殊任用法，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却成为军政界主要的用人方式，结果不免产生引用私人的流弊，[42]于是人事行政部门又倡议恢复科举时代的保举连坐法，以杜浮滥。例如政治部自1944年成立人事处后，确定中、下级干部的储备办法和甄选标准，其来源分为四途：（1）由本部自行甄选。（2）由各中间机关及本部直属各级单位，于每年三、九两月，就所属人员中甄选。（3）由各方介绍。（4）本部所属各级人员得按级申请。同时在储备办法中规定，凡各级干部在任期内如发生重大的违法事件，及有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的情事发生，保荐人及介绍人得负连带责任。[43]此种保举连坐法是否曾认真执行，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得而知。

各机关或部队的成员，常会由于出身或来历的不同而形成派系，彼此处于竞争的状态。在升迁看主官、职位无保障的环境下，派系的存在，或许可以刺激非“主流派”成员的工作意愿，[44]但是外界和“主流派”无关系的人才，即每遭排斥，不得其门而入，这种情形在高层人事中尤为明显。

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45]部队的改编，是造成人事大幅异动的另一项重要原因。一些被削职低调，甚至无职赋闲的人，每多自动离职，另寻高就。[46]抗战胜利后，军队缩编复员，至1946年底止，共计复员军官佐约240 000人（其中编余军官约160 000余人，失业军官约70 000余人），分由各军官总队、大队收训。复员军官佐的安置办法，概分为留用、转业和退役三种，优秀者留用，老弱者退役，其余转业。原定留用20 000人，转业150 000人，退役15 000人，但是由于时局影响，转业困难，结果实际安置人数，留用者由20 000人增至约70 000人，转业者由150 000人减至50 000余人，退役者由15 000人增至100 000余人。[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