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免（第2/5页）

分发时，常会考虑学生的籍贯，优先分发至籍贯所在省份的单位服务。[11]学生由于各人工作志趣不同，有的愿到前方部队直接杀敌，以展抱负；[12]有的则欲在后方机关服务，发挥所长。分发前或分发后，学生常通过各种关系，取得其他单位的发电微调，改变分发单位。[13]主管机关有时也会基于特殊的考虑，作统一的运用，如1939年中央军校第十四期第二总队毕业时，军政部遵照该年军事教育会议的决议，将大部分的毕业生分发各军事学校，以补充教育干部的不足。[14]又如1942年4月中央军校第十七期第一总队毕业生，分发完毕后，各人正拟启程，军训部长白崇禧忽来校阅，认为本总队学生训练期间长（修业2年），基本动作好，学科优异，分发前方过于可惜，候令另行分发。第二次分发命令，则一律派遣至各军事学校及训练机构，担任教育干部。[15]

第二，学缘：学缘包括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自古即是中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学生多离家在外就读，同学之间接触机会大为增加，[16]军事学校的学生，由于彼此朝夕与共，关系尤为密切，日后在事业上互相帮忙，自是极自然的事。[17]同学之间相互援引提携的现象，在新机关或新部队成立时，尤为显著。如1937年10月，正在陆大十三期肄业的冷欣（黄埔一期）奉命出任新成立的陆军第三预备师师长。他事后对于此一部队的筹组经过，曾有以下的追述：

10月26日，我奉军政部何部长敬公电令：已奉委座核定我为第三预备师师长（我未进陆大前曾任过第四师师长），即日往南京报到。当晚邀集二三同学商量如何担当这一个新的任务？因为第三预备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并非现成建制，要从头组织起来，颇不简单，复值抗战初期，困难必多。经过一番研讨，初步决定组织计划和训练方针，邀请数位同学相助，翌日呈报学校当局，傍晚与已约定的同学唐云山、徐笙、曹天戈、毛景彪、蔡文治等，同离长沙，向南京进发，并拟定唐为副师长，他在入校前曾任九十三师师长，老成达练，这次应允见助，完全为了对日抗战的热忱和私人的情感，充分表现革命军人不计名位的武德。徐、毛、曹、蔡等，则拟分任参谋，他们都年轻优秀，阶级又相等……到达南京，先后晋谒委座与何部长恭请训示，并请调委各级军官，指定拨兵管区，及武器和装备的需求。[18]

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延揽同学作为干部，除了需和自己相知较深、志同道合外，有些人更注意到吸收其有不同专长的同学，借收相辅相成之效。如与冷欣陆大同期，战时又同时出任师长的陈明仁，也在陆大同学中选了三人担任步兵团团长。他选的是意气相投和军事学术造诣较高的洪行、戴坚和林森木。洪行行伍出身，老成持重，骁勇善战，北伐时曾立有战功；戴坚为黄埔七期毕业，通晓日、英、德几国文字，翻译过外国军事著作多种，并曾著有《白纸战术》、《怎样训练一个战斗兵》等书，兵学素养佳，长于练兵；林森木则计谋多端，八面玲珑。三人各有所长。[19]

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抗战爆发后，第十七集团军（胡宗南部）移驻关中，呈准于陕西凤翔设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由胡宗南兼任分校主任。胡甚至建立起七分校干部与其部队队职交流的惯例。如成绩优良的副师长或团长级军官，调任总队长一期，即可调任师长，并可遴选部分优秀毕业学生至师中任基层带兵官；大队长一任期满可调团长，队长可调营长，依此类推，中尉区队长及少尉区队附也可调上尉连长及中尉排长。胡以为军校学生毕业后，即为部队基干，部队带兵官如能先在学校中训练学生，与学生有了师生关系，日后共事，较易领导。[20]又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也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