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下级军官（第3/4页）

一般说来，中央军干部的素质较佳，虽然至抗战后期时，“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以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53]但是仍要较地方部队“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为强。[54]如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的方式训练士兵。台儿庄之役，卢汉的云南部队即因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则直至抗战后期仍未采用疏开队形。[55]又如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为滇军部队，由于云南民性蛮勇强悍，因此士兵每多善战，但是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修养，能够称职者不多，绝大多数均为有勇无谋，顾虑欠周。因此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长于攻而不长于守，有冲劲而无耐性；在无后顾之忧的状况下，对单纯的阵地攻防战，尚能应付；如要求灵活运用，制敌先机，则难以胜任。[56]

国军各部队素质和装备的好坏，和其战斗力的高低并不完全一致。抗战前期，装备和训练最优良的中央核心部队，在上海会战中表现优异，在其他的各战役中，中央军虽有个别单位的英勇事迹，但是整体而论，表现平平。至抗战后期，派遣至印缅战场的远征军由于有最新式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及优秀的指挥，因此也有优异的表现。在地方部队中，广西部队及部分西北军的部队表现十分出色，临沂、台儿庄、徐州各战役最为人所熟知，即使是装备简陋的一些地方部队，也曾有良好的表现。可见战斗力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士兵的爱国情操和指挥官的能力、决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57]

抗战时期，影响中、下级军官（无论是隶属中央或地方部队）素质最重要的因素，即为所受的教育。如前所述，战时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教育品质下降，更重要的是，军校所教的，全是现代化、标准化的知识与配备，但是学生毕业后到了部队，却发现军中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许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旧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58]。因此，在学校所学常感无用武之地，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

其次，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一如高级军官，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于分内以外的工作。以连长为例，在其他的先进国家，一个连长仅需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其他的杂事一概不需过问，但是在中国则不同。连长除了训练、指挥士兵作战外，尚得兼管各项杂务，其中最令人烦恼的即为经理、病兵和逃兵。在经理方面，由于补给部门并非独立，连长之下虽有特务长辅佐，但是仍需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计划柴米油盐、经费、弹药、装备等。[59]病兵和逃兵更是所有下级军官共同的梦魇。战时一位驻扎于滇南的十四师排长，即曾有以下的回忆：

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60]

除了各种杂务外，令中、下级军官烦恼之处还包括和上级或其他机关打交道，尤其是“对有关之机关，接洽金钱、物品之事务，更是痛苦万端，心如刀割。部门繁多，头头是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周流六合，均需应付裕如，最低限亦需立侍左右，强为欢笑，受官腔直如便饭，承官架何啻牛马。对起码科员、收发之类应如此，股长、科长以及一切长更为低下”[61]。这些人职位虽低，但是也不能得罪，因为他们如果要帮你，可以头头是道；如果要整你，也会花样百出。一位军界人士即有以下生动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