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43/55页）

德国人显然还是主角。他们之所以成为公认的主角的原因是悲伤的：他们的公使被帝国的兵勇杀了。这些“强忍悲痛”的日耳曼人表情严峻，“像是从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身高和体型完全一样”。他们和美国人的自由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此他们的步伐显得有些笨拙。

人群一时出现半压抑的笑声，但很快被友好的欢呼声所取代。人们只能佩服他们的装备和训练，他们的训练是完美无缺的。可以说一个士兵如果被训练成一架机器，那他就被看成是一个标准的德国士兵了。（同上）

当联军的“阅兵”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个联军军官抽冷子把一直冷漠地站在一旁的一位帝国官员胸前表示官阶的朝珠扯了下来，举在阳光里眯起眼看了看，然后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而那位帝国官员斜睨着的小眼睛里除了愤怒还有一种傲然：再看一千年，洋人也照样看不懂帝国的朝珠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太监们在游廊上摆放着的盛水果的盘子全部被联军们藏在了军装口袋里。更多的军官迫不及待地返回了皇宫，他们开始在皇宫里乱窜，那些“华丽的玉石和赤金的瓶子，用象牙做的手提的盒子以及盒子里装的金饰、玉玺、项链和其他物品”都强烈地挑逗着他们贪婪的本性。他们“伸手就拿，有的军官打碎了盒子，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最后，“他们的口袋显著地鼓了起来，怪不得虽然天气炎热，他们却都穿上了大衣和斗篷"。”（同上）

1900年，各国联军在中华帝国皇宫里的“阅兵”，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最丑陋的事件之一。这个类似发生于欧洲中世纪野蛮战争中的狂妄举动对中国人民族自尊的伤害是深刻而永久的。它不但加深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原有的不信任感，而且将这种不信任感扩大到了一种对“鬼子们”越来越深的国仇民恨——义和团运动发生很久之后，一个英国学者和朋友一起来到中国游览长城，突然，从他们身后的城墙垛口里窜出几个中国农民，“他们手里举着红缨枪，吼着‘我们是义和团！洋鬼子！死吧！’他们真的朝我们冲过来。幸亏我们带着火枪，我们将火枪指向了他们，他们转身跑了。”——这种穿越时光依然令中国人隐隐作痛的心绪没齿难忘。于是，无论对于后来面对世界的中国人，还是后来面对中国的外国人，这都是深深的不幸。

联军“阅兵”散漫而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联军最高统帅至今还没有到达北京。联军的最高统帅是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

瓦德西，一个68岁高龄的老式普鲁士职业军人，以他1900年的中华帝国之行而被记入史册。他的军事生涯发迹于普法战争，1872年任第10军团参谋长，1881年任陆军总监，晋升中将。1888年任总参谋长。当中华帝国的义和团农民在山东半岛奋起反抗德国传教士的时候，他正在柏林参加为他举办的晋升德国元帅的庆典。就在这个仪式结束的时候，他接到了德皇的命令：立即率军开赴中华帝国。8月19日，也就是向北京进攻的联军攻破北京城墙的第四天，联军的官兵正忙着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烧杀抢掠，大清国政府跟随着皇帝和太后已经逃得没了踪影的时候，瓦德西在德国的码头上接受了德皇亲自为他主持的出征仪式。德皇亲自为远征军送行的举动感动了这位年迈的元帅，因此在德皇讲话的时候他一直站得笔直。德皇那时并不知道联军已经占领了北京，他认为北京的所有外国人，包括德国人，已经全部被中国人吊死了，因而皇帝的讲话情绪激动到简直说不下去了的地步。在建议为死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脱帽默哀之后，他对瓦德西说：“当你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打败他！决不给予赦免！决不收容战俘！”最后，德皇向全体德国官兵喊道：“德国人的声威要靠你们在中国流传千年！”（《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6页。）这个时候，有人向皇帝报告了“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皇帝大失所望，”瓦德西回忆说，“他本来指望我带领联军去获得占领北京的荣誉的。”（《瓦德西拳乱笔记》。转引自《流放紫禁城》，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