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27/55页）

这一点慈禧确实做到了。这个叫做载湉的孩子由于长期的恐惧，连想说的话都说不清楚，而且特别的胆小：“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光绪的亲政大典在光绪十五年的二月间举行。被慈禧“精心培养”的载湉已经19岁了，按照中国的观念18岁就是成人了。慈禧必须交出权力。但是，慈禧制订的一个规矩令她依旧是权力的核心，即：光绪皇帝每天所批阅的奏章文件都要送颐和园慈禧处审阅；二品以上官员的罢免和任命必须请示太后才能最后决定。这个规定有一句最关键的话：“皇上不能自专”——这也许是帝国有史以来最难以理解的一句话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子一言九鼎，皇帝是天下惟一一个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行做出解释的人。不能自行做出决断的皇帝还叫什么皇帝？更令光绪感到难过的是慈禧对他的婚姻的干涉。在选择皇后的时候，慈禧以命令的口吻指定他必须选择桂祥的女儿，而光绪根本不喜欢甚至讨厌这个女人。光绪皇帝婚后生活之凄苦可想而知，他对皇后根本没有建立正常夫妻感情的可能，皇后便到慈禧那里去哭诉皇帝对她的冷落，于是慈禧把怨恨全部发泄到瑾妃和珍妃的身上，这种发泄又反过来导致了光绪对慈禧的更大的逆反心理。后人把慈禧干涉光绪的婚姻大事所造成光绪与慈禧之间的不和，说成是帝国晚期国家一切不幸的根源，虽然偏颇，但也有道理。皇族奕谟说过：“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两语概括了1900年帝国灾难的最隐秘的根源，可谓简明扼要。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囚禁的光绪因苦闷而生病，因生病而万念俱灰。帝国的皇帝几近疯癫了。但联军对北京的攻击却使皇帝的精神状态有所复原。光绪的重新清醒令慈禧严重地警惕起来，慈禧绝不允许皇帝再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既然他曾经病到了连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机会——皇家的祭祀——都必须放弃了。

离开雁门关之后，慈禧的心情变得烦躁起来。在往太原去的路上，一个晚上竟然连个避风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好容易找到了一个泥屋，进去一看，里面放着数口大棺材。随行人员见慈禧脸色发青，全跪下来“请罪”。慈禧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能抬走就抬走，抬不走就在这里吧。慈禧在棺材边吃饭，食物是附近的一个看管监狱的狱官大老远地送来的，其中的几个鸡蛋让慈禧恶劣的心情稍微缓解。最后，慈禧一行终于到达太原。接着荣禄也从保定赶到。因为不能回京主持国事而愤怒不已的光绪皇帝立即把这些大臣召来，他情绪冲动，高声训斥，历数这些大臣往日的荒唐举动，严厉指出庸臣、内奸不但要为帝国的今天承担负责，而且要为此付出代价。毕竟还是皇帝，毕竟谁都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心里没底，尤其是对往后慈禧是否还能控制局面没有把握，因此大臣们个个心惊胆战，汗流浃背，尤其是端郡王载漪，退出来时还双腿发软，两眼发黑。

自逃亡时起就没看见过荣禄。荣禄现在来了，很好，终于又可以和他单独在一起说点什么了。慈禧和荣禄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本来就令人奇怪，野史传闻又把这一男一女说成是颇有历史渊源的情爱关系，使得这两个人只要同处一室关上房门，就总会让满朝文武觉得有些异样。最让人将信将疑的是曾经当过慈禧的贴身女官兼英语翻译的德龄的著作，她在其中将慈禧和荣禄的关系提前到慈禧被选秀女之前，任紫禁城禁卫郡统领的小伙子荣禄和二八佳人兰姑娘已经是暗中约会的情人了，而且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十分明确。尽管史家从当时双方的年龄和家庭所处地等因素分析，都认为这绝对是牵强附会的胡说八道，可这个在欧洲长大的女官硬是把两个年轻人的约会描绘得风情千种温柔万般，犹如故事发生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树影深处。尤其是兰儿被咸丰“临幸”的那天晚上，年轻的禁卫军军官荣禄在紫禁城城墙外长久徘徊，仰天长叹，如此情景倒让人愿意相信此事为真，哪怕是纯属捏造，因为它毕竟给充满冷酷的帝国宫廷添进一些人间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