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25/55页）

光绪皇帝在猛烈的塞上秋风里不可能想到热河。此刻他只想回京。“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伤死者数千万，自责不暇。”（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9页。）自从逃亡开始，皇帝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偶尔敢于跟太后顶撞几句，“我是皇上”的感觉似乎要死灰复燃了。更严重的是，光绪多次向慈禧表示他要单独回北京与洋人谈判。光绪的这个意思在逃亡刚开始的时候就对慈禧流露过：“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七诗附注。）现在，光绪再次向慈禧提出这个请求：

已定议再西，帝尤愤，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无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拟独归。否则兵不解，祸终及之。”太后以下咸相顾有难色，顾无以折帝辞，会晚而罢。翌晨，乃闻扈从士嘈杂而行，声炮，驾竟西矣。帝首途，泪犹溢目也。（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11页。）

光绪皇帝要求回北京直接面对洋人，这是慈禧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原因依旧涉及权力的问题。光绪皇帝一旦从她的掌握之中跑了，就无异于帝国的最高权力从她手中丢失，洋人本来就指责慈禧剥夺了皇帝的权力，光绪一旦和洋人直接对话，哪里还有慈禧再插手的份？光绪是她借以发号施令的本钱，本钱没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明知道皇帝如果能够直接与洋人“面谈”，至少可以使整个帝国少受灾难，但是慈禧考虑的不是这些，她只关心自己赖以生存的权力。

慈禧和光绪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母子关系。光绪本来应该是个无忧无虑的贵族子弟，要不是慈禧的亲儿子那个荒唐的同治皇帝因为嫖妓染上恶疾而死，这个叫做载湉的孩子并没有任何可能当上皇帝。载湉的父亲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这本来也就是个宗室贵族罢了。但是，他娶的夫人恰巧是慈禧的亲妹妹，这使他这一支宗室当中，竟然神差鬼使地连续出了两个皇帝，即光绪皇帝和大清末代皇帝宣统。因为和慈禧的这层关系，奕譞在慈禧夺取政权的“辛酉政变”中和恭亲王一起成为协助慈禧成功的“功臣”，他最大的功劳是在慈禧带着小皇帝秘密回宫的时候，身上“藏”着一份杀肃顺等三人的“诏书”。“辛酉政变”成功后，他的封号由郡王加亲王衔，即醇亲王，并授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那年他只是个22岁的小伙子。这是一个“厚道之人”，说难听点，就是一个“窝囊废”。他的柔弱的性格恰恰是慈禧最需要的。当没有留下一个儿子的同治皇帝夭折之后，想继续“垂帘听政”的慈禧决定再寻找一个幼童当皇帝，于是她想到了奕譞家那个四岁的男孩儿载湉。

《翁同龢日记》：

戊刻，太后召诸臣谕：“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此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既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诸臣承懿旨，即下，至军机处拟旨意。（《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某”，即载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