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15/20页）

如果印刷所的工人真的对托克维尔的作品表现得特别关注和感兴趣，那么《论美国的民主》的巨大成功就不一定会让它的作者感到惊讶。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最近的政治紧张局势会增加人们对美国大陆的兴趣和好奇心，因此能够为《论美国的民主》的成功创造有利的形势。但是读者们似乎立即被它的某种特质吸引了，其远远超越了好时机带来的单一效应。此外，虽然赔偿事件——美国自拿破仑时期向法国索取的损害赔偿——让托克维尔在法国有利可图，但是在美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被推迟至1838年。[112]

《论美国的民主》赢得了一致的称赞。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基佐和罗耶·科勒德不厌其烦地赞美它。只有极少数出版物在面世的时候遭到冷遇。仅凭萨凡迪[113]和圣伯夫[114]发表的评论就足以让作者受到人们的关注。[115]

“在这本书中，没有一个章节，”圣伯夫写道，“未能证明一种最优秀的、最让人信服的思想，这是一种最适合于政治观察的思想；在无与伦比的孟德斯鸠之后，我们很少在这个领域发现如此引人注目的、如此值得信赖的作品。”[116]这位伟大的法律学家的名字也出现在萨凡迪笔下，他在《辩论杂志》[117]中发表了一篇推荐《论美国的民主》的名为“美国法律精神”的文章。[118]

下文引述了不悦耳的声音。

作者给欧洲人民带来的是他对一个共和国的赞美，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偏爱；在这个共和国里有三个不同肤色的人种，一种肤色是另外两种肤色的主人；在这个有三种肤色的国家中，身为自然主人的红色人种被身为掠夺者的白色人种消灭；而黑色人种在公共广场中和动物混在一起出售。它是一个令人触动的关于平等的例子，提供了关于独立的可信证据，我们应该在欧洲采取这种时下流行的模式，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可完善性标准！[119]

对美国的读者而言，他们不在意作者对美国社会发表的某些批评性言论[120]，而是承认该作品的公正性，特别是它与英国旅行者的评论比较起来有明显的优势。

外国刊物也不吝惜赞美。英国刊物称托克维尔引发了大量反对美国共和政体的辩论[121]，并在评论中回顾了这一尝试的不稳定因素。[122]1836年1月14日的《伦敦与巴黎速递》在其内容中断言：“的确，英国人和欧洲大陆的很多人士已经写了大量关于美国的作品。但德·托克维尔先生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像他那样准确地定义我们的政治组织。”

在12月，《贸易通报》提到“人人都知道这本优秀的书，并对它评论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似乎并不夸张，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向其颁发的蒙蒂翁奖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该奖项授予作者12 000法郎的奖金。

就其本身而言，《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123]的出版获得的成功绝不亚于《论美国的民主》。[124]在1835年至1842年期间，古斯塔夫·德·博蒙创作的小说一共发行了五个版本。此后，它的销量下降，且非常错误地被人们遗忘。它的反响普遍显得温和而慎重，但《评论季刊》毫不犹豫地称其为“由欧洲大陆本土居民创作的关于美国社会及风俗的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书”[125]。弗朗西斯科·德·科尔塞勒为《两个世界》写了一篇评论。[126]

这本书的主要失败之处很快显露出来。《玛丽》同时具备小说和社会评论的特性。因此，它不能成功满足那些热爱理论作品的人的需求——他们到目前为止更喜欢《论美国的民主》；也不能满足那些喜欢阅读小说的人的需求。《辩论日报》[127]的一名评论人员发现了这一点，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