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第5/9页）

讲《孟子》是我自己的选择，经季肃同意。南屏学生没有看过整本线装书，闻线装书而厌怕。我第一堂功课上完，将“民本”“厌战”“性善”几点中心思想，和“王”“霸”的界说，分清楚。“王道”从人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谨庠序之教”开始，而仍以“若夫成功则天也”，功不必由己出。孟子不屑道齐桓、晋文之事，为其喜功，是针对梁惠王之好战不顾民生。青年们初闻王道、霸道疑为迂阔，我将二者分列为表，结论“王道”即为人道，以民为主，霸道为成功主义。治本治标，按时势都属需要，而“人道”是天经地义。抗战初期，尤其经过逃难生活的青年，更为可爱，她们用不着我多说。我虽然很鲁莽的如此介绍《孟子》，她们再读原文，对于本国的先哲从了解而起敬心，知道前人亦有对其时代的见解，和对其时代的努力了。从这经验，我觉得近代青年，到高中没有对本国学术思想有成段的认识，学校里只读短篇选文，是不够的。

南屏初期几班同学，眼见学校从筚路蓝缕中生长，休戚相关，连她们个人升学成家问题都肯向先生商量。季肃事事促成“学生自己做”，故学生主持一件事或一个会，如何布置，如何发言，都很自然，不必指点。在我的功课里，每两周我请她们发问，笔问笔答，往往有很有趣的见解如：“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做间谍的人何以从容不迫？”“皋陶为士，瞽叟杀人，执之甚是，舜窃负而逃，未为合理”等类。我回答：间谍工作如纯为国家，胸中没有歉然。皋陶一段，正是中国伦理与法律的矛盾。日本维新时代，极力灌输法律重于伦理，戏剧中常表现。时局一日一日黯淡，她们常常要问时势，我给她们两个比喻：“抗战如比球，建国如考试”。“比球”有阵线，同队者互相照顾，我们可以靠人；“考试”只靠自己用功，父子兄弟不能相顾。开罗会议后，我知道战后台湾将还给中国，忍不住一天向学生说：可能明年我要求曾先生让我教地理，大家对我呆看；我说：我生而国家失掉的一块土地，拿回来的时候，给我机会在地图上将这块地区画成本国一样颜色；我告诉她们我是甲午年生的。

苦中得乐，一年过去。新升的高二仍要我讲《孟子》，而高三要我继续任课。为考大学有“国学常识”一门，学生和季肃都想我担任这件事。这题目如大海捞针，而高三的时间有限，我请夏尊先生担任，而愿为助。夏先生要改两班文卷，已经想让出一班来，不肯再添钟点。于是我固请其答允，由我先教，无论何时，感觉不济，请他接下去。如此我担任高三“国学入门”，而且不得不兼一课《论语》。加《论语》的理由为“国学”如一百货公司，时间有限，每个部门只能见点零货样品。而“儒家哲学”直接间接影响中国文化最大，则最少这一部门能认识个主流。我选了坊间现有的几种国学概论、常识、入门之类，与季肃商定一本讲授。一星期过去，空气甚为沉闷。我试试离书自讲，写几页讲义，甚受欢迎。于是如入了阵，只能向前，不能退后，一直写下去。这一年，不是我教学生，而是学生引导我。为减少出门次数，我的功课是两小时连续，初恐学生厌倦，后来常在休息期间学生问长问短，我出不了讲堂。我混在这些可爱的少年中，不能自拔，心思时间差不多都为了她们用。不但我的讲义采取前贤时贤的意见，其他我看的书报、听的消息、联想的故事，凡于功课有助，都透一点给她们，我成了无事忙的贩子。季肃说我的讲义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缩写。许多补助教材都承夏先生在国文课中讲的。

我同夏先生都不喜出题目考人，季肃坚持以考试鼓励读书。后来南屏高年级不用监考，由学生自治，是季肃的主张。我对学生说，我心里想的题目，连我自己回答不出：时代发生思想，思想又影响时代，以我们此刻所处社会，未来的思潮将为何？如何的思想有益于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