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南归（第4/6页）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包租着牯岭仙岩旅馆全部，一所楼房，一所平房。平房除客厅饭厅外，有两组卧室，较大的一组本是蒋先生住，小的一组膺白住。我到山时，蒋先生已经搬住另一独立之屋，我们就住了他空出来的一组。和我同来的许静芝君住膺白原来的房间。因饭厅客厅都在这所平房，且有火炉，故在楼房的人常来聚在一起，蒋先生亦来同吃饭。旅馆里的侍者屡次将蒋先生和膺白的饭巾圈放在相接座位，蒋先生倘比另外的客人先到，总把已摆好的座位摆动，将一套饭巾圈搬到远处，这种小节上他都如此精细。膺白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先生处，不能吃饭再坐在一起了。护兵或副官中有前廿三师的旧人，称膺白为师长，有人误会师长就是老师。几位老同志一点不感觉有异，新的人不免窃窃私议。邓演达每天坐在走廊里看书，我见的是本德文书，走廊是出入必经之处，他看见我总要问答几句，“黄先生在何处？在蒋先生处？”等话。众人游山，膺白未偕行，他时常招呼我上轿下轿。那时国民革命军妇女都不示弱，亦不是讲礼貌时代，我猜他或者听听我的论调和消息。在仙岩旅馆同住而常见的有谭组安（延闿）先生、戴季陶（传贤）先生、张静江（人杰）夫妇、顾孟余（兆熊）夫妇、何香凝和廖梦醒母女、褚民谊和医官秘书等。后来蒋先生和膺白不每次和我们同吃，有时吃了先走，故晚饭后大家留在饭厅谈天，那里有一只大火炉取暖。谭、张两先生有时到蒋先生处，不去而和我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他们两位是在旅馆年纪大一点的一辈。季陶先生告我，在山与辛亥有关的人，以他和我二人年纪最小。他喜欢讲故事，有渲染，加一点工架，我笑说：倘入史馆，要写“戴先生世家”。有一次晚饭，邓演达闹酒，想闹醉大家，结果他自己大醉。谭先生的酒量最好，举重若轻，他告诉我们，少时陪长辈座，奉命喝酒，故训练有素。我那时还不大懂得汉口方面情形，虽然我有一点读历史方法，时事经过我知，可因前后线索而了解记住。我并不喜欢自己的便宜处，反而时时防范自己，膺白不说我决不问。

在牯岭过阴历年，不知哪一位发起，不要吃旅馆的西餐，请太太们做中国菜，那日每一个太太都出了力，摆一长桌的菜同吃。过年以后，渐渐的分批下山，第一批谭组安先生走，第二批张静江先生走。人们当时称谭、张两位为谭主席、张主席，称蒋先生为总司令，但亦称谭先生、张先生、蒋先生。张先生是行动不便的人，他已经坐上藤轿，蒋先生还赶到里面拿出一个枕头来，垫在他背后，我当时看了不胜感动。那时的蒋先生亦是世界上一个最年轻的革命领袖，不但英俊，而且在朋友间友爱谦虚。隔一日蒋先生自己亦下山。我们一批最后走的人，同车从莲花洞走的是孟余先生夫妇，季陶先生和邓演达先生。其时安徽、江苏、浙江还都在北军之手，正是劲敌当前，而武汉已开始内讧，蒋先生时时忧勤见于面色。我只知其下山系赴前敌，为保密规矩，连其他各人到何处都不相问。膺白与我是到汉口的。事先只知道一件事，季陶先生的任务是往日本。在车上，他和邓演达坐在一起，别人问他，他说和择生同往汉口，并说他的铺盖行李都是择生的当差代为料理，择生者，邓演达的号。我暗想戴先生东行的消息不确，难道要西至汉口再向东行？直到过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然肚痛，将到九江，他说不能再走，请邓演达叫当差把他的铺盖行李放下。这段盘马弯弓之计，至此方才明白。

膺白在汉口一次演说称中山先生，次日报上大加攻击，谓为大不敬，我问该如何称，说称“总理”。膺白两个朋友的兄弟，后来都遇害的：李晓垣的弟汉俊，耿伯钊（觐文）的弟仲钊，此时都在汉口。汉俊死后，太太不白冤不肯出武昌城。仲钊死后，太太出家为尼。我们同情两个哥哥的伤心，痛惜两个弟弟的惨死。晓垣先生因此学佛，我们因劝他而反被他劝得亦学佛，这是后来的事。我们所住旅馆德明饭店，据说本来设备甚好，此时几乎水电皆不周，将关门情况。耿仲钊先生还是第一个来看我们，他问旅馆里有何不便，我几乎诉苦，忽然想起这是小资产阶级习惯，而即缩回不说。他请我到妇女会演讲，我不知应该说什么，而且我有偏见，男女同隶于四民，没有男子会何以要有妇女会，故亦逊谢了。李家的弟弟我没有见，膺白和他谈过。当时国民革命军每个军队里，都有政治部主任，大概是仿苏联办法，后来首被清除的是这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