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天津三年（第8/8页）

我们在天津的几年是一生最快乐时期，有时两人同埋头斗室，有时分道努力。膺白对学生运动是赞成而又反对。上面述过他请蔡孑民先生劝学生回到读书之路，他自己被请到学生联合会讲演，或学生到我家访他，都如此说。后来我们知道，开会和讲演，政府都派有人旁听，他们说膺白是当时被认为簇新之人，许多话若出于别人之口，要给青年们嘘下来的。吾妹性元参加游行讲演，她还在女师预科，我问她讲些什么，她告我同学们均就地取材，见十字路口岗警，对汽车伸臂导行，对黄包车则喝声“打住”，即责以欺贫媚富等等。我问膺白如何贡献青年们，她说，他劝他们要积极向国人解说国事，民主国的民要争一张选举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选的权在吾民，有了选举权而后，千万要认清事和人，不可盲投，投下去国家性命攸关。然若对国事没有真个认识，即有选举权，亦将不知如何投票而不错，故增加学问、知识、修养，是爱国必经之路，岂有不用功读书而能得之者！故爱国要紧，读书也要紧。他的话大概是这一类。

我调停过一次女师的大风潮。一个国耻纪念日，学生要停课请名人讲演，校长说，愈是国耻愈要多读书。学生自由不上课，校长到宿舍一一催唤，此来而彼去，讲堂里终空无人，校长牌示开除全体学生，限期出校。性元归来，我知其事。校长的话本不错，而这举动有点冒失，女学生本地没有家的将如何？我请膺白往访教育厅长王叔钧，婉讽齐校长璧亭转圜。我是家长又是校友，我们集合在津校友出面调停，请校长收回成命，学生立刻回校上课，表示悔过。争执的一点是校长要学生先写悔过书，后来由校友会请求先回校上课，而后补悔过书。事实上，双方气都平后，悔过云云即不再提起。为这点，我几乎和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陈莲峰发生误会。莲峰其时任女师舍监，她看得同学们不要读书，闹得太不像样，而我则自己是闹风潮打抱不平过来人，虽然闹得不同，不免同情少年。师生要每日面对，授受学识道理，非如法官问罪，白纸黑字写悔过书，何以为情？这是我坚持后补的用意，实系消弭于无形的方法。教育厅已很了解，校长不至于过分，别人没有知道，我则胸中已有数。卅年后我在上海，遇到其中的一人，我不认识她而她记得我，见面还提此事。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