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4/8页）

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为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坚决主战，他们看到袁氏终将为民国之害。克强先生虽与钝初先生公私交谊甚深，又属湖南同乡，然言“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根基未固”，颇主慎重。又言：“措词非易，其苦尤甚于死者。”（见致梁燕孙电）可见当时看法不同，与意气难平之状。估计战略与战术，每被人讥为辛亥未尝有此。以辛亥经验，成败关键在南京与上海，克强先生有旧部任职南京第八师，膺白有旧部在上海为第六十一团，都计算作用武时主力。江苏有省军三师皆系新练，而苏督程德全已不复如辛亥之肯合作。六十一团虽浙籍，已另有所属。此时的浙江，更明显附北不附南。南京无苏督之赞助，上海无浙江为后援，军事得失，显然可见。

在此以前数月，克强先生撤销留守府时，一日与膺白谈到同志们未来努力方向。膺白偶然有一建议：凡有志趣或有能力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人，共同向一目标，分四个步骤工作：调查、设计、改良、创造；他预拟调查工作即须一二年。如此，以做事而言，不至于十人皮毛，谈兵纸上。以做人而言，趋向专业，不必定从政治讨生活。以政治而言，人才深入民间，国民方真个了解国事，中枢亦不至脑充血。他还说：中国人不但要学外国文，更宜学本国文，如蒙文、藏文。他提到日本人有东亚同文书院，即是培养深入中国的干部。许多事我们不做，人家要来做，我们正不怕没有事做，未来努力的方向甚宽，要在指点和促成这些方向。克强先生听这些话甚为动容，极怂恿膺白作计划，尤尽力筹款，并问第一期筹款十万元如何？又谈到此组织的名称，膺白拟名曰“春旭社”，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之义，谓民国将如旭日初升，光芒万丈。他回家告诉我，克强先生很起劲，很想留他。我谓用意固好，“春旭”二字太日本气味，这名称不甚顺眼。膺白自己已决定出国，其后亦不再有讨论机会。我今追忆述此，以证革命党人已确在想，在社会作和平积极的贡献。膺白这种念头，亦即二十年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前身）和新中国建设学会之前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以后至七月，和战问题在上海久议不决。不主战的人不便多言，言亦无用。主战的人则并不能调度军事，为通盘计划，坐待袁政府一一布置。不决之故，略述当时革命党之实力大概：一在北京占国会多数之参众两院议员；二在上海的中山、克强、英士诸先生；三、革命党人主治的赣、皖、湘、粤四省；四、曾为辛亥革命重点，而此时人情空气已变之江浙两省与上海。

国会凭民意法律则有力，离开民意或在不法之下即无力。中山先生在国内日子不长，当政亦不久，人崇其名，未见其实。克强先生每役躬临前线，黄花岗及汉阳均失败，南京临时政府他是先到而后撤，任劳怨最多。英士先生担任辛亥最重地位，然上海乃五方杂处之地，用之得当，人无弃才，稍一不慎，泛滥无归。以个性言：中山先生高瞻远瞩，主张而指挥；克强先生面对现实，量力而躬亲；英士先生不择细流，热血而侠义。此时皆高而无位，贵而无民，即使有决策，而执行须靠有实力地盘者。

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广东（胡汉民）是革命党当时实力地盘，然实力即在于地盘，而地盘并未稳定。一位江西朋友俞咏瞻（应麓）先生（江西军务厅长）述李协和（烈钧）先生治军之能，杂乱之众，纵不知敌人为谁，可以一番鼓励，立刻使之归队，向敌人冲锋。此种军队，可胜不可败，经不起挫折。一位湖南朋友石醉六（陶钧）先生（民五讨洪宪帝制为蔡锷将军参谋长）述湖南革命之际，秩序久不定，谭组庵（延闿）先生被举为都督，仍无法安纷扰之众。一日，他请出老母，除开太夫人养老，将家财悉数捐公；这一举动，群情感动，始平下来。李、谭二先生有此非常天才与气度，然江西湖南的基础并未树立稳固。安徽本甚脆弱，广东离中原远。有地盘者须计算全部实力和联络友军。慎于一掷，更属事理之常。